【經濟走勢跟蹤】中國應如何看待製造業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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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日,歐睿國際(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釋出的資料顯示,中國製造業的平均工資已經超過了拉美。這進一步加劇了人們對於中國弄否繼續保持“世界工廠”地位的憂慮。英國市場調查機構馬基特公司釋出的報告認為,中國正成為全球供應鏈中心,並向全球價值鏈高階邁進。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貿易學院院長章玉貴認為,隨著製造業成本的不斷攀升以及產業結構的不斷升級,中國不可能長時段把持“世界工廠”的地位,而要應對這一挑戰,實現從製造業大國向製造業強國,必須儘快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高階製造業產業群。

中國製造業平均工資超過拉美

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中國製造業的平均工資已經超過巴西和墨西哥等國水平,並且正在迅速趕上希臘和葡萄牙。此前中國的工資水平經歷了持續10年的迅猛上漲,達到原有水平的三倍。

研究集團歐睿國際(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的資料顯示,就中國的勞動力隊伍整體而言,每小時收入現在已高於除智利以外的任何拉美大國,並且已達到較弱的歐元區成員國水平的70%左右。

這些數字表明,中國在提高其14億人的生活水平方面取得了進展;一些分析家提出,生產率的提高可能使中國製造業工資進一步超過傳統上被視為中等收入國家的水平。但是,快速上升的工資水平也意味著,中國可能開始讓願意承受低工資的其他發展中國家奪走一些就業崗位。

歐睿的資料還突顯了拉丁美洲(該地區工資停滯,有時實際水平下降)和希臘(平均時薪自2009年以來降低一半以上)面臨的問題。

“引人注目的是,與其他所有國家相比,中國做得非常出色,”專注於新興市場的投行晉新資本(Renaissance Capital)的全球首席經濟學家查爾斯•羅伯遜表示,“中國正在趕上西方水平,而其他這麼多新興市場做不到這一點。”

根據歐睿的資料,中國製造業的平均小時工資在2005至2016年間翻了三倍,達到3.60美元,而同期巴西製造業的時薪從2.90美元降至2.70美元,墨西哥從2.20美元降至2.10美元,南非從4.30美元降至3.60美元。同期,隨著中國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後更緊密地融入全球經濟,其工資水平還趕超了阿根廷、哥倫比亞和泰國。“自加入世貿組織以來,中國的工資水平出現了爆炸性上漲,”標準人壽投資(Standard Life Investments)的新興市場高階經濟學家亞歷克斯•沃爾夫表示。

歐睿從國際勞工組織(ILO)、歐盟統計局(Eurostat)和各國統計機構提供的資訊彙編其資料,然後將其轉換為美元,並進行通脹調整。但這些資料沒有考慮生活開銷的不同。

中國製造業收入的增長與其他國家(如阿根廷和巴西)的下降形成對比。即使是在近年經歷了快速經濟增長的印度,製造業工資自2007年以來也一直陷於停滯,徘徊在每小時僅0.70美元水平。葡萄牙的製造業工資已從每小時6.30美元大幅降至去年的4.50美元,使該國工資水平低於東歐部分地區,而且隻比中國高出25%。

在工資分配越來越不平等的中國,製造業工人屬於收入較高的人群。但中國經濟作為一個整體的收入水平也在上升,涵蓋所有經濟部門的中國平均工資從2005年的1.50美元漲至去年的3.30美元,高於巴西、墨西哥、哥倫比亞、泰國和菲律賓水平。

歐睿的戰略分析師歐魯•莫修丁(Oru Mohiuddin)指出,中國工人的生產率水平比他們的工資增長得更快。“你必須把(工資通脹)放在整體背景中看待,”她表示,“製造商仍然獲益於在中國開展經營。”中國國內市場的規模有望幫助該國的製造業工人,儘管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到2020年,中國在一系列行業都將佔到20%的市場份額,類似於北美和西歐,”莫修丁表示。她補充說,鑑於這樣的市場份額遠遠領先於印度的4.8%和巴西的3.3%,“(製造商)落戶中國是合乎邏輯的”。

但是晉新資本的羅伯遜指出,中國人口老齡化和工作年齡人口預期中的減少,可能在未來幾年帶來更高的工資壓力。

中國世界工廠地位被取代?

香港《經濟日報》2月22日報道,根據德勤對行業CEO的調查,中國漸漸退出低技術、廉價勞工生產後,在接下來的五年中,馬來西亞、印度,泰國,印尼和越南或將取代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這潛力“五國”,如按其國家英國名稱首個字母排列,即成為MITI-V。據稱,這5國將成為低成本製造業的最大經濟體,生產勞動密集型商品型產品,如服裝,玩具,紡織品和基本消費電子產品等。

事實上,中國已不得不讓出低技術“世界工廠”的寶座。中國的製造業成本現在隻比美國低4%,主要是因為中國的年均製造業工資自2010年以來增長了80%。有鑑於此,中國政府不得不投資數十億美元,進軍更高價值的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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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2016年全球製造業競爭力指數的合作者德魯-羅德裡格茲表示,十年前的中國還和中高技術製造業不沾邊,但現在中國擁有世界上最高速的計算機,甚至擊敗了美國國家實驗室。IDC全球機器人研究總監Jing Bing Zhang與德魯-羅德裡格茲一致認同中國在先進製造方面的實力。

至於新崛起的MITI-V中,哪個最強?不同的經濟體都有其獨特的優勢和劣勢,但印度卻脫穎而出。Jing Bing Zhang認為,印度有潛力成為低成本製造的下一個樞紐。他指出,華為在去年9月宣佈將在印度每年製造300萬臺智慧手機,而富士康將在印度投100億美元開設iPhone製造廠。印度的特殊優勢,是高低技能勞動力的混合,並擁有達12億消費者的巨大市場。雖然窮人多,但他們的收入還在上升。“印度有大量受過良好教育的大學畢業生。這個非常重要,可以滿足對製造工程師,設計工程和主管的需求。這一點相對MITI-V的其他國家非常有優勢”,說Zhang。政治風險諮詢公司Oxford Analytica的東南亞地區負責人伯努拉和Zhang都認為,泰國和馬來西亞則可更注重高中、中等技術製造業,而不是下一個低成本製造中心。泰國擁有強大的汽車,電子,食品和化工行業,而馬來西亞有強大的化工,機械和橡膠加工行業。至於越南,最大的優勢是人力成本。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張德勇最近對中國世界工廠角色的嬗變進行瞭解讀。

張德勇介紹,今年1月,英國市場調查機構馬基特(IHS Markit)公司釋出的《全球採購新趨勢》報告認為,中國在繼續作為採購目的地的同時,“已不再是廉價外包業務的物件國”,而“一躍成為全球供應鏈的中心”。馬基特公司的這份報告指出,更多的受訪者表示將在中國、印度、其他亞洲國家以及墨西哥加大採購業務,而美國、歐盟和加拿大等發達國家和區域不再如往年那麼受青睞。其中,對中國的採購意願,相較於其他國家和區域,在2016年裡為最高。

隨著人口紅利的遞減,中國勞動力成本已不可同日而語。國際勞工組織公佈的資料顯示,與2006年相比,中國居民的平均工資已翻了一番。的確,勞動力成本上升,讓一些完全靠拚成本的企業開始撤離中國,轉向成本更低的國家和區域。然而,比之像美國這類的發達經濟體,中國勞動力成本還是比較低的。儘管我們的勞動力成本在上升,但至少一定時期內依然在多數企業的可承受範圍之內。 中國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地位,與我們的低成本優勢不無關係。

如果說勞動力成本是一方面,那麼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中國擁有完整的供應鏈體系。經過改革開放近40年的辛苦努力,大量熟練的勞動力、優良的基礎設施,以及極具靈活性的工廠等,構成了當今中國完整的供應鏈體系。這是其他國家和區域目前所無法具備的優勢。發達國家製造業外移所導致的供應鏈斷裂,現在想重新彌合起來,其所耗費的成本和時間恐怕不是許多大企業所能承受得起的;一些發展中國家即便想複製我們這樣的供應鏈,但受製於它們的結構性劣勢,如大量熟練的勞動力、優良的基礎設施等,其難度也是可想可知的。

這份報告提到,中國不再像以往那樣被普遍認為是一個廉價的採購地。2012年的調查顯示70%的受訪者把中國視為廉價商品採購地,但是這一比例到2016年已經大幅下降到50%以下。不可否認,當年許多跨國企業對中國的投資,都包含了低廉的勞動力成本的考慮。如今,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及其帶來的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續提高,再加上人口結構的變遷,我們的勞動力成本逐漸上升,儘管勞動力成本優勢尚在,但優勢正變得越來越薄弱。這份報告的許多受訪者不再將中國視為廉價商品採購地,客觀而言,勞動力成本逐漸上升是其中一項誘因。

這項成本上升,雖然是吸引外來投資的減分因素,但反過來,則意味著勞動者的收入增加,是他們提高生活水平的前提。還有更積極的一面,它反映了中國製造水平不斷提升、競爭力不斷增強的事實。當年,鞋類、服裝和玩具等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是主力,目前,通訊裝置、自動處理裝置、消費類電子產品等機電產品出口已成主力,高階製造、高附加值產品出口增長較快,中國正處於從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向價值鏈的高階躍升的過程中。

在此過程中,一些低端製造業會不可避免地移出去,這是我們經濟結構優化、產業升級的必然需要,這樣才能將更多的資源配置到有助於提升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位置的產業或企業上。如果因此中國已經不再被視為廉價商品供應商,並促進中國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地位提升,我們當然樂見這種判斷和趨勢。

中國成為全球供應鏈中心,預示著中國一如既往地仍是跨國投資的主要目的地。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而且這個經濟體還在繼續成長中,其龐大的市場是吸引外來投資的最好通行證。有企業移出去,也會有企業加入進來,依靠不斷成長的經濟體量及隨之產生的巨大市場需求,會讓我們泰然自若地看待某些企業的撤離,也會讓我們騰出更多的資源吸引高質量投資。新常態下結構優化和動能轉換,將不斷增強中國經濟對外來高質量投資的吸引力,進一步鞏固中國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優勢地位。著眼於提升核心競爭力的“中國製造2025”與創新驅動戰略相結合,將會給國內外企業帶來新的機遇;放鬆管製、減稅清費等投資環境的進一步改善,將為市場帶來新的活力;中國全力擁抱經濟全球化的決心,為各國企業來華投資敞開了大門。

據聯合國貿發會議最新報告顯示,在2016年全球跨國投資總量下降13%的大背景下,中國吸引外資逆勢增長2.3%,達1390億美元。最近,據報道,看重中國巨大的商機,總部設在紐約美國加州的晶片製造商Global Foundries宣佈將在中國成都投資100億美元建一座半導體工廠。其實,對中國半導體產業進行投資的跨國企業不止這一家。而且,主導這些投資的跨國企業,生產的產品將是更先進的微晶片、記憶晶片或平板顯示器。可以認為,中國成為全球供應鏈中心,並向全球價值鏈高階邁進,趨勢日漸明顯。

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貿易學院院長章玉貴認為,隨著製造業成本的不斷攀升以及產業結構的不斷升級,中國不可能長時段把持“世界工廠”的地位,如果製造業不能及時升級,勢必面臨上下遊價值鏈的雙重擠壓。就目前我國製造業的整體競爭力而言,多年來積累的相對於美國的競爭優勢正在不斷削減,成本連年攀升,這就大大壓製了我國製造業趕超國際頂尖水平的空間。在相當程度上,美國、德國和日本依然握有全球最具競爭力的製造業體系。而且在可預計的將來,這種格局都不會發生根本性逆轉。

基於研發與產業化應用是製造業發展的重要支撐,只有在此基礎上,拓展貿易價值鏈和金融競爭力,才能真正提升國家競爭優勢。而美國的真正優勢在於,既有佔據價值鏈高階的服務業,更有掌握高階價值鏈核心技術的製造業。未來製造業與發展模式的競爭,主要還是自主創新能力的競爭,最終是高階人才與創新軟環境的競爭。

從全球經濟與金融強國競爭的趨勢來看,現代金融絕不僅僅表現為銀行、證券、債券和貨幣這些方面,而是對一國科技、產出、創意以及國際協調力與領導力的全面“萃取”。作為現代金融體系的核心符號,儲備貨幣背後蘊含的是一國的經濟科技實力及機製設計與創意能力,尤其在全球經濟活動日益金融化的今天,掌握貨幣主導權就意味著掌握了全球經濟分工與財富分配的鑰匙。這也是作為全球超級大國的美國視美元為國家命根子的機理所在。而川普政府之所以要讓製造業留在美國,並推動製造業迴流,蓋因通過對金融危機的反思,他們深切認識到:對於超級經濟體的美國而言,製造業尤其高階製造業競爭力的提高,是維護美元霸權的最根本依靠。

就全球製造業版圖的競爭發展趨勢而言,隨著全球製造業價值窪地的不斷轉移,我國必須重新定義全球首席製造業大國的內涵。唯有打造凝聚新技術、高附加值,並構建基於智慧製造和全球性資源配置與服務支撐體系的高階製造業產業鏈,並以深度嵌入中國正規化為特徵的多邊金融合作平臺為槓桿,進而形成全球性“智造體系”,才有可能穩步提升在全球價值鏈頂層的獲益程度,並逐步掌握戰略競爭的主動權。

章玉貴認為,要實現由貿易與製造大國向產業與資本強國的轉變,在全球頂尖層面的分工競爭中擁有一席之地並切實維護核心利益,我國完全有必要也有可能儘快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高階製造業產業群。正如有專家指出的那樣,眼下製約我國智慧製造發展的主要障礙就是缺乏統一的標準體系,為使智慧製造大規模普及,非得從國家層面構建統一、規範的標準體系不可。具體而言,我國需著力在製約高階製造業發展的核心技術、關鍵技術和關鍵裝置、零部件研發等領域取得突破,為此亟待針對某些重要的戰略性產業及具有重大應用前景的關鍵高技術,建立國家重大創新工程,加強產業共性技術科技隊伍的建設,形成產、學、研相結合、開放式的攻關體,在智慧財產權保護、稅收優惠、研發資助等多方面採取立體綜合措施,以有效激勵多種形式的自主創新。倘若能在關乎未來國際分工地位的關鍵產業領域突破核心技術瓶頸,並進一步優化產業配套環境,那我國製造業在戰略轉型中便有望贏得整體競爭優勢。

美聯儲會議記錄顯示可能“很快”再度加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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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美聯儲(Fed)2月22日釋出的上次貨幣政策會議記錄,多位美聯儲決策者表示,如果就業和通脹資料符合預期,“很快”再度加息可能是合適的。1月31日至2月1日會議記錄還顯示出,川普政府新經濟計劃缺乏細節,給美聯儲帶來的不確定性的程度。美聯儲在此次會議上決定維持利率不變。

“許多與會委員表達了這樣的觀點,即如果之後公佈的就業市場和通脹資料符合或強於目前的預期,很快再度上調聯邦基金利率可能會是合適的。”會議記錄稱。

上週,美聯儲主席耶倫表示,等太久才再加息可能是“不明智的”,這是美聯儲仍可能考慮在夏季前再度升息的強烈暗示。上次貨幣政策會議有投票權的委員之一-美聯儲理事鮑威爾22日表示,美聯儲有可能在3月下次會議上加息。

在美聯儲釋出會議記錄後,美國股市小跌,美國公債收益率也下滑。對美聯儲何時進行下次升息的預期變動不大,根據CME Group編製的聯邦基金利率期貨資料,投資人預計最早在5月行動。

有投票權的委員普遍認為升息的迫切性不大,許多委員指通脹壓力大幅上升的風險不大,如果出現通脹壓力,美聯儲有“足夠時間”應對。在去年12月,美聯儲預計今年加息三次,到目前為止,經濟資料強勁,提振了許多決策者的信心。

與經濟資料的強勁表現形成對照的是,美國總統川普的經濟新政仍充滿了不確定性,聯儲決策者在等待政策細節,以評估其對經濟前景的影響。“他們沒有看到需要加快升息的確鑿證據,”PGIM Fixed Income首席投資策略師蒂普(Robert Tipp)表示,“財政刺激政策的內容和出臺的時間有太大的不確定性。”根據會議記錄,“與會委員再度強調,財政和其他政府政策可能進行的調整,以及調整的時機及其對經濟產生的淨影響的程度,有相當大的不確定性。”川普已經宣佈了撤銷部分金融監管規定,並落實減稅的計劃,而可能出臺新的進口稅和增加基建投資可能提振通脹。美聯儲決策者指出,上述政策對經濟有利有弊,多數決策者“認為經濟前景可能需要一些時間才能變得更明朗。”

會議記錄指出,許多決策者認為即便政府的政策不明朗,經濟短期內的風險大致均衡,鑑於可能出臺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經濟上升的風險不斷增加。

(Reuters,2017.2.23)

世界銀行在2月21日釋出的《全球貿易觀察:2016年貿易發展》報告警示,全球貿易連續第五年增長緩慢,2016年表現為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最弱。歐洲和美國的政策不確定性拉低了整體全球增長率,從而對貿易產生了負面影響。

世行在報告中避免直接點名美國總統川普和他的貿易保護主義言論,不過在該年度報告的圖表中,世行將美國大選、英國脫歐公投以及歐盟難民危機均列為政策不穩定因素。報告強調,發達經濟體政策的不確定性陡增,是導致2016年世界貿易增長下降的一個因素。

報告初步統計資料顯示,2016年世界商品貿易增長僅略高於1%,低於2015年的2%和2014年的2.7%。不過,服務貿易增長率繼續保持相對韌性,在2015年下降後出現小幅回升。雖然在過去幾年中,貿易增長緩慢或集中於高收入國家,或集中於發展中國家,但2016年這兩類經濟體均呈現出貿易增長疲弱的特徵。報告對18個國家、歷時30年的廣泛資料樣本分析發現,2016年不確定性上升可能導致貿易增長率下降0.6%,在造成2015年和2016年貿易增長率差異中佔比約75%。

同時,報告還提出新的證據將貿易增長放慢與生產率增長放慢聯絡起來。貿易增長緩慢反映出全球價值鏈停滯不前,後者通過國際分工效率提高和技術擴散縮小了生產率增長的空間。具體而言,報告通過對15年期間、40個國家、13個行業的分析發現,參與全球價值鏈是勞動生產率的重要推動力,全球價值鏈參與率每上升10%,就能帶來生產率上升近1.7%。康斯坦丁尼斯庫稱:“我們目睹貿易增長和生產率增長雙雙下降,而全球價值鏈擴張速度放慢可以解釋其原因。”

(香港商報,2017.2.23)

人民銀行起草了新規則以應對影子銀行的風險,此舉相當於預設近年一系列旨在控製表外信貸的措施未能控製其風險。新增信貸在1月創下新高,主要是由於非銀行機構放貸。瑞銀(UBS)估計,中國的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GDP)之比在2016年底達到277%,自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上升了133個百分點。非銀行機構放貸增速最快。

過去幾年,銀行與其他金融機構合作,把貸款轉移到資產負債表外,使它們能夠規避信貸額度和資本充足率要求。監管機構允許了影子放貸的崛起,因為這類活動對於達到政府雄心勃勃的年度增長目標所需的整體信貸增長是必要的,同時又不會過度拖累銀行的資產負債表。

與此同時,監管機構尋求阻止系統性風險蓄積。最近人行表示,這方面的努力還不夠。“銀行……對錶外理財業務的風險還缺乏有效識別與控製,”中國人民銀行2月17日在其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的一個特別專欄中警告,“若(表外理財業務)增長過快也會積累宏觀風險,不符合‘去槓桿’的要求。”

人民銀行表示,截至2016年底,中國銀行業的表外理財產品(WMP)超過了26萬億元人民幣(合3.8萬億美元),同比增長30%,相比之下銀行貸款增長10%。非銀行金融機構如信託公司、券商和保險公司將貸款打包成投資產品,然後由銀行向客戶銷售,作為傳統儲蓄存款的一種高收益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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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新網2月22日報道,近日人民銀行向相關部委散發一份政策框架草案,禁止表外理財產品投資於被稱為“非標準”信貸資產的非流動性貸款。“標準”資產係指股票、債券和貨幣市場資產。

理財產品通常包含標準資產和非標準資產,但後者一般提供更高的收益率。分析師們表示,禁止投資於非標準資產會降低非銀行貸款機構的放貸意願,因為這類貸款將不再能夠容易地打包和銷售。

政策框架草案還試圖終止很多理財產品的隱性擔保。多數產品並不伴隨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擔保,但在實踐中,銀行面臨壓力,要求它們向憤怒的投資者提供剛性兌付作為特別救援;投資者往往不區分理財產品和正常的銀行存款。

據財新網報道,規則草案還規定了結構化理財產品的統一槓桿率。除了非標準資產外,金融機構還曾使用借入資金來提高理財產品收益率,增加其對投資者的吸引力。這些槓桿率將統一適用於所有類型的金融機構發行的產品,以求消除監管套利。以往,信託公司、券商和保險公司都受到由各自監管機構規定的不同槓桿率的約束。

規則還禁止理財產品把其他理財產品當作自己的底層資產,這種做法讓人想起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美國流行的“合成”債務抵押債券(CDO)。合成產品產生傳染風險,因為一隻產品違約可能導致相連產品發生連鎖反應。據財新網報道,人民銀行正在徵求銀行、證券和保險監管機構對規則草案的意見。

(FT中文網,2017.2.23)

據《華爾街日報》報道,若美國政府大幅上調對中國產商品的關稅,可能會使得目前已經出現的中國公司在美建廠及擴張的趨勢加快。

中國的製造業面臨一系列的壓力,包括工人工資大幅上漲,土地和電價上漲等。中國過去幾十年來以極低成本大量生產大眾化商品的傳統也因此受到挑戰。與此同時,中國企業的充足供應已經導致國內市場飽和,面對這一現狀這些企業將目光轉向了其他地方以追求增長。

美國佐治亞州中國投資董事總經理及美國各州駐華協會(Council of American States in China)會長林新偉(John Ling)表示,許多中國企業在國內市場已經佔據了非常高的主導地位,現在被迫放眼海外市場。林新偉幫助佐治亞州對中國企業的招商引資,並幫助這些企業在當地擴張。

為了促進就業,美國總統川普呼籲重振美國製造業。在競選期間他承諾將對華進口商品的關稅提高到45%左右,同時眾議院共和黨人也在提議一項邊境調節稅製度,將對幾乎所有進口商品徵稅。自上任以來,川普就一直在討論對墨西哥進口商品徵稅。白宮發言人表示,對於中國進口商品的關稅問題川普政府不發表評論。

若針對中國商品的關稅稅率上升,那麼有一些中國公司已經處於有利位置。浙江科爾集團(Keer Group Co.)董事長朱善慶稱,旗下的科爾美國公司(Keer America Corp.)計劃將其在美國南卡羅來納州Indian Land紡紗廠的產能擴大一倍,該項目規劃總投資2.18億美元,工期五年,首期投資為6850萬美元。

該工廠在2015年年中開始運營。科爾現在在美國聘用了208名全職員工,這些員工大多為流水線員工,該公司計劃再招聘300人。朱善慶表示,這裡有明顯的成本優勢。他舉例稱,蘭開斯特縣的電價比杭州低了至多40%。

追蹤中國對外投資的榮鼎集團(Rhodium Group LLC)的經濟學家哈尼曼稱,過去五年裡,中國公司在美國新生產設施方面的直接投資(也稱為綠地投資)出現了快速增長,一些企業正轉向製造業等資本密集型業務。榮鼎集團的資料顯示,從2000年到2016年,中國公司向美國778個新建項目投入了86億美元。榮鼎集團稱,去年中國公司在美國的34個新建投資項目上投入了14億美元,投資額低於2015年的18億美元,不過榮鼎集團表示,一旦大型項目的進展進一步明朗,2016年的數字可能會攀升。

中國政府去年11月份收緊了對中國公司海外投資的資本控製,但佐治亞州的林新偉表示,這不太可能對中國公司在美國製造業的投資產生重大影響。中國政府資本控製措施的主要針對目標是,對與投資者核心業務無關的海外實體的大規模收購和投資。

(WSJ,2017.02.27)

日經QUICK新聞大穀篤撰寫的分析文章認為,中國正在與人民幣貶值和資本外流展開艱苦“戰鬥”。從國際金融的常識來看,解決這個問題並不容易,因為中國正在陷入“三難選擇”。

根據國際金融的原則,無法同時滿足“貨幣穩定”、“獨立的貨幣政策”和“自由資本流動”這3個條件。這作為國際金融的“三難選擇”而廣為人知。而中國正明顯面臨這一“三難選擇”。

中國在嚴格的資本管製之下,一直維持了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和自主的貨幣政策。近年來,通過自由貿易試驗區的設定和啟動與香港股市的互聯互通機製等措施,逐步開放了門戶,開始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其做法是在保持貨幣政策的獨立性的同時,邁向自由的資本流動,將人民幣匯率的波動交由市場決定。

關於“三難選擇”的3個條件,成立之際畫“√”,不成立之際畫“×”,那麼,中國力爭的最終目標如下:在無法同時實現3個目標的情況下,如果人民幣匯率的穩定為×、貨幣政策獨立性為√、而資本自由流動為√,將選擇後面的2項。

而現狀則是人民幣的穩定為△,同時資本自由流動也為△。如果對貶值預期強烈的人民幣放任不管,人民幣將屈服於貶值的重壓,但中國人民銀行(央行)不斷實施拋售外匯、買入人民幣的外匯幹預措施,抑製了匯率的波動。由於人民幣貶值導致資金外流令人頭痛,因此中國政府除了企業的海外併購(M&A)之外,還開始密切關注個人兌換外匯、信用卡的利用以及外匯保險購買等。與人民幣的國際化和資本交易自由化等應該前進的方向性背道而馳。

據中國人民銀行的統計顯示,中國截至1月底的外匯儲備為2.9982萬億美元,時隔5年零11個月跌破3萬億美元大關。在1個月裡減少的金額達到123.13億美元。外匯儲備的減少速度正在放緩,但資本外流的速度卻正在加速。

瑞典大型銀行北歐聯合銀行(Nordea Bank)首席亞洲分析師莊媛表示,1月資本外流規模足以抵消美元對其它貨幣貶值帶來的外匯儲備的增長部分(320億美元)。其金額達到440億美元,與2016年12月的330億美元相比有所增加。莊媛表示儘管收緊了資本交易,但結果令人震驚。

如果資本外流和人民幣貶值加速,中國的國內市場遭遇流動性枯竭,進而引發混亂的風險將隨之提高。對於通過美元等外匯籌集資金的中國企業來說,財務方面有可能受到嚴重打擊。

據西班牙大型銀行西班牙對外銀行(BBVA)的預測,人民幣最快將在2018年下半年轉向浮動匯率製。屆時,“匯率的超調不可避免”,西班牙對外銀行表示,但隻要不放棄貨幣的穩定,就難以擺脫“三難選擇”。雖然後退可恥,但前進就是地獄。今後一段時間有可能保持進退兩難的狀態。

(日經QUICK新聞,2017.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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