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房貸還會以相對比較快速度發展 適當放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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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新聞中心於舉行記者會,邀請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副行長易綱、副行長兼國家外彙管理局局長潘功勝、副行長範一飛就“金融改革與發展”的相關問題回答中外記者的提問。

記者提問周小川“今年住房貸款會不會有所改變?”,周小川表示,去年,房地產信貸里面增長比較快的主要是個人購房貸款。個人購房貸款的增長,一方面有助於居民買房子,同時,在一些城市特別是三四線城市住房庫存比較多,有助於降庫存。但是反過來說,在一二線城市又容易使住房價格上升。

總體上來看,個人通過住房貸款購房以後,實際上資金就轉到開發商。房地產開發是一個很長的產業鏈,會帶動一系列產業供給,所以這個貸款不能簡單看作是買房子,實際上會傳遞到相當大的產業鏈上。同時,這個產業鏈還帶動與它相平行的一些產業鏈,比如家用電器等。

總體來說,住房貸款在中國還會以相對比較快的速度發展,但是確實要適當平衡。隨著住房產業的政策調整,估計會適當放慢。

以下為答記者問實錄:

記者:

2016年下半年開始,彙率出現了比較大幅度的變化,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提出,要堅持彙率市場化改革的方向,同時也要穩定人民幣在全球貨幣當中的地位。請問2017年央行有哪些工作保障彙率的穩定?謝謝。

周小川:

您剛才提到的2016年下半年彙率波動比較大一些,有多種因素,我簡單說兩個。

第一,2016年下半年,中國對外投資和其他方面的外部花銷比較猛一些,每年下半年這個季節都會多一些,去年多得明顯一些,也包括有一些企業在外面收購的熱情比較高。

第二,美國大選,川普當選,之後出現了很多和一般人預期不太符合的變化,因此導致美元指數上升比較猛。在這種情況下,彙率波動比較大。

我們相信,今年隨著中國經濟比較穩定,而且更加健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補”都取得成績,國際上對中國經濟的信心也比較好,應該說彙率自動就有一個穩定的趨勢。與此同時,我們有關政策方面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但是在執行和監管方面要做得更精細一些。因此,我們相信在這樣的情況下,今年的人民幣彙率應該比較穩定。

當然,外彙市場曆來是非常敏感的一個市場,會隨著整個全球經濟,也隨著中國所發生的各種事件不斷波動,誰也不能夠非常準確預期2017年走下來還會有哪些不確定性,哪些事件會發生。因此,正常的彙率波動是一個常態,也是一個正常的情況。

記者:

您認為中國和美國在利率方面的差異,對於維持人民幣的穩定重要性如何?

周小川:

從外彙市場的交易層面上看,特別是有很多交易室、交易員,從他們的層面上,利率差異往往是導致一些短期操作方面的動因,錢是會朝著利率高的方向移動。但是,從中期的角度來看,各國的利率水平主要由國內經濟的情況所決定的,而國內的經濟情況既包括經濟增長、就業、對本國經濟的信心以及通貨膨脹率,通貨膨脹率各國也不一樣,各國利率也都是有差異的。比如,你們看日本多少年利率都很低,跟其他貨幣有明顯的利率差距,但不見得說就一定會導致非常明顯的、持續的投機活動或者資本流動。這是我的看法。

記者:

我的問題關於資產管理業務。據了解,央行目前正在牽頭統一資產管理業務的標準和規製,請問製定、出台統一監管標準的初衷是什麼?將圍繞哪些具體的方面規範資產管理業務?大家都知道,資產管理業務涉及的部門比較多,請問現在各部門之間是否還存在分歧,具體的政策將何時出台,更進一步思考,能否把這項政策的製定和出台看作金融監管協調機製的試驗田?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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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

我們兩年多以前已經初步設置了一個協調機製,這個機製叫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會議,最近研究了資產管理的問題,也有的人會把它稱之為理財產品的問題,因為資產管理中間有很大一部分是理財產品。“一行三會一局”,也就是人民銀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外彙局之間已經在許多比較大的問題上初步達成了一致。我們可能會進一步細化以後,作出一些初步規範。但是,這個規範決不是一勞永逸的。因為市場是不斷變化的,我們會把一些存在的突出問題規範一下。

現在有哪些方面的問題呢?一是理財產品市場上有一些混亂,這些混亂包括比如標準差距太大、套利機會太多、投機性過強等問題。二是監管之間通氣不夠,對市場總體觀察和風險把握還不夠好,所以這方面也要加強。從資產管理各種個體來說,有一些是投機性過強,忽視風險,沒有一些起碼的風險管理的做法。三是大家所關心的,有一些資產管理產品或者理財產品嵌套運行,就是從金融系統一個行業的一個公司到了另外一個行業的一個公司,來回在系統里轉。而我們強調資產管理和其他金融業務一樣,要著重為實體經濟服務,轉來轉去錢沒有到實體經濟去。這中間到底有些什麼問題,可能有一些是套利,甚至有一些是違規的行為。就這幾個方面,大家對資產管理究竟怎麼定義、都是哪些範疇、都存在哪些問題,初步達成了一致意見。

金融監管協調機製還會朝著這個方向繼續努力,而且在達成一致意見的情況下,還可能提高到更有效的層次,現在還沒有做到,我也沒有辦法告訴你。謝謝。

記者:

我的問題是有關中國金融對外開放的。我們看到,從去年開始,中國債券市場的對外開放舉動很多,而且最近一段時花旗(Citi)和彭博相繼把中國債券納入他們的相關指數,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期待,今年中國債券市場的開放步子會更快一些,會有大的舉動?謝謝。

周小川:

我先說兩句,然後再請潘功勝行長說。您說的這個問題是對的,債券市場從發展的早期開始,就秉著開放、公平競爭這樣一種思路建立並發展。因此,債券市場始終都是有對外開放的內容,並不是哪一年有一些突出的舉動。去年有利的方面是,人民幣國際化進一步邁進,人民幣被納入SDR籃子,這些都有利於外國投資者提高對中國的債券市場的興趣,積極性也增加了。我們也相應推出了一些政策,但不是一些突出的政策,我們也不刻意追求人民幣債券是否納入某一個具體的債券指數,但是會穩步地在這個方向推進,在對外開放方面,會逐步再取得更明顯的進展。

周行長講的已經非常全面了。我想,近年來中國的債券市場發展速度的確比較快,債券的品種也更加豐富,基礎設施也在不斷地完善,投資者也日益的多元。所以,在支持中國的實體經濟發展方面,中國債券市場的發展在對支持中國實體經濟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作為中國金融市場對外開放的一個組成部分,我們也在穩步地推動債券市場的對外開放。

這種開放基本上在兩個維度上進行:

一是境外機構到中國市場發行債券,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熊貓債”。到目前為止,國際開發金融組織、國外政府、國際上的著名金融機構和企業,這樣一些主體都有在中國債券市場發債的實踐,到去年年底,“熊貓債”發了600多億人民幣。其中,去年大家也看到世界銀行在中國發行了以SDR計價的債券。

二是推動了境外機構投資中國的債券市場。近幾年以來,人民銀行在放鬆、放寬市場準入,消除有關限制,豐富對衝工具、便利資金的跨境彙入彙出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從去年以來,大家看到的還是比較多的。所以,現在投資中國的債券市場的境外投資者是400多家,大概是8000億元人民幣,去年一年增加了100多家,額度增加了1500億人民幣。另外,大家看到,3月1日彭博設立了兩個新的指數,將中國債券市場納入到新的指數之中。花旗前幾天也宣布,有三個指數準備把中國的債券市場納入其中。

正如剛才周行長所提到的,隨著我國經濟的穩步增長,人民幣的國際化發展,中國金融市場更加開放,我國債券市場開放的潛力還是比較大的。下一步,對人民銀行來說,我們一定會完善相關製度的安排,比如法律、會計、審計、稅收、評級等方面的製度安排,為境外投資者投資中國債券市場提供一個更加便利和友好的製度環境。同時,推動金融市場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跨境合作。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也需要和境外投資者多一些溝通和交流,我想這個事情也不是那麼著急,得一步步走,走得更加穩健一些。謝謝大家。

記者:

近期,人民銀行在公開市場上利用各種工具,市場認為在引導貨幣市場利率上行,有人會有這樣的擔憂,認為會傳導到實體經濟頭上,會加劇實體經濟“融資貴、融資難”的情況,您怎麼看?更有人覺得,央行在收緊貨幣政策,甚至以後還會有加息的可能,您認為市場該如何理解央行的這樣一種操作?謝謝。

周小川:

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指出,我們還是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或者更明確的說法,就是我們的貨幣政策是穩健中性。至於使用各種各樣的工具,確實中央銀行工具箱的工具比較多,工具的使用自然可能也帶有引導市場價格、引導預期,同時傳導貨幣政策的意圖。但是也不見得對每次操作數量、價格都要作出過度解讀。貨幣政策總體來說還是穩健中性。

至於有一些人的擔心,我覺得應該從兩個方面說。首先,如果經濟中貨幣數量太大,像總理說的,我們不搞大水漫灌,但如果真是大水漫灌的話,實際上對經濟還是非常有害的,可能導致通貨膨脹上升、資產價格泡沫等各種各樣的問題。與此同時,貨幣政策在穩健方面適當做得更加中性一些,會有利於我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很多企業要“三去一降一補”,如果貨幣太鬆的話,壓力就不夠,所以要從幾個方面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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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說融資成本,“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首先這些年這個現象還是始終存在的,但是中小企業、小微企業的融資比例實際上每年都是在上升的。現在中國已經達到一個什麼情況呢?在人民幣企業貸款60多萬億這麼一個盤子下,已經實現了貸款餘額大型企業、中型企業和小微企業三分天下,基本上都是三分之一。以前不是這樣的,以前是大型企業占一半以上,中型企業和小型企業占的比例比較小一些。大概從2010年左右開始,貸款新增量中大型企業、中型企業、小型企業基本是三分之一了,但是餘額還有很大的差距。到去年,大、中、小三個組成部分都是三分之一。所以,在經濟結構性改革的過程中,銀行業、金融業自己也在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就是說,要更多地面向中型企業、小微企業。因此,融資難的問題會逐漸有所緩解。而價格問題是除了名義價格,還要看實際價格,這跟物價和其他因素有關係。

記者:

有一個關於去杠杆的問題。去杠杆是今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舉措,過去兩年,這項改革推進得不是很快。請問對央行來說,金融機構和非金融機構去杠杆,您認為哪個更加緊迫?另外,還有那些促進去杠杆的政策?謝謝。

大家都關心杠杆率,我國的杠杆率總體不是特別高。從結構看,住戶部門和政府部門的杠杆率還不是特別高,但是企業部門,就是非金融企業部門的杠杆率從全球比較看,是比較高的。所以,我們說的降杠杆有這樣幾層含義。

一是杠杆率的持續增加不利於經濟的持續發展,並且在積累一定的風險。這些杠杆率、負債率的增加,積累的問題目前已經看到了。在考慮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考慮降杠杆首先要考慮穩杠杆,就是總的杠杆率還是要把它穩住,或者讓它每年增長少一些、慢一些,要穩住。

二是在總的杠杆比例下,家庭、政府、企業間的杠杆結構還可以有一些優化。

我們國家杠杆率和國際上比有點高,這和我國金融結構有關。因為我們國家儲蓄率高,形成以銀行為主、以間接融資為主的金融格局,大家從銀行借錢占的比例比較高。這樣就造成了中國杠杆率偏高。因此,杠杆率偏高和儲蓄率高是連在一起的問題,也可以說是一個硬幣的兩面。

但同時,我們也要考慮到,在這個格局下怎麼走出來?無疑有一條思路非常清晰,就是我們要大力發展直接融資,要有更多的資本金進去,這是一條。如果資本金多了,杠杆率就下來了,企業抗風險的能力就加強了。資本金怎麼進去?我們考慮在各個行業要嚴格資本約束。我們要宣傳一個理念:一個企業、一個投資有多少錢就干多少事。這個投資和這個企業,首先要有自己的資本金來承擔風險,然後你去借錢,不管是借貸款還是發債融資,使你的資本金和借來的錢有一個最優的配置和比例,這樣就能夠激發全社會融資結構的優化,同時,也能夠激發投資主體承擔風險,小心、認真地進行每一個項目的評估,在做決策之前,把風險控製好。這樣一個思路,可以把整個杠杆率穩住,然後慢慢地實現有所下降。

我補充一點。全社會非金融企業的杠杆率過高,作為一種宏觀現象,它的微觀基礎就是,有很多非金融企業自身的杠杆率過高,所以加總起來太高。這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很大關係。首先,每個企業,特別是那些杠杆率已經過高的企業,要有所控製。一方面,他們自身要進行內部改革;另一方面,金融系統要考慮不能過多支持這類企業,包括易副行長剛才說的,要鼓勵直接融資,也有一些企業需要進行市場化的債轉股。

其次,跟產能過剩有關係。有一些產能過剩的企業,過去占用過多的信貸資源,因此,去產能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項政策,金融業要大力支持去產能。庫存過多,本身就是占用流動資金,這是導致杠杆高的一個原因。去庫存在微觀上來講,都是非常重要的,金融業要更好地配合“三去一降一補”的改革。同時,金融機構在內部評級和對客戶的各項指標監測方面,要作出更大的努力和改進,這樣就能發現哪些企業過去貸得太多,不應該貸那麼多,融資結構需要改變。這樣的話,就可以逐步落實這項政策。這個過程,我個人認為是一個比較中期的,在短期內不會看得非常明顯,因為存量非常大。謝謝。

記者:

我的問題提問給範一飛副行長。近年來,第三方支付產業發展非常迅速,人民銀行也采取了一系列監管措施,包括收緊牌照發放、備付金集中存管等,這些舉措是否限制了這個行業的發展?目前第三方支付產業的整體狀況怎樣?下一步人行還會采取哪些監管措施?謝謝。

範一飛:

支付產業關係到千家萬戶,是一個基礎性的產業,近年來發展很快。隨著產業規模不斷做大,創新產品越來越多、越來越豐富。從廣義和狹義來看支付產業,廣義的支付產業包括非銀行支付機構和銀行業,狹義的支付產業主要指非銀行。我理解你剛才的問題,主要是講非銀行支付機構一塊。

這幾年隨著行業的發展,確實累計了一些問題和風險,主要有幾個方面:

第一,因為市場參與者眾多,總體而言市場供給和需求有一些失衡,供大於求的情況比較嚴重,所以行業也存在過度競爭的情況。

第二,由於各方面原因,包括機構內部內控薄弱、風險管理放鬆等原因,對消費者的保護不夠。兩個突出問題:一是消費者的個人隱私特別是關於支付的敏感信息被泄露,甚至一些信息公開在網上買賣。二是備付金被挪用的情況一度還比較嚴重,有些機構把客戶的備付金拿來炒房、炒股票,甚至用於個人賭博,最後導致損失。往往一個機構出問題可能牽扯到多個地區,消費者的人數可能數以萬計。

針對這些問題,近兩年主要做了幾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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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對前期累計的風險進行化解和處置,盡量幫助消費者挽回損失,為此央行和地方政府都做了大量工作。

二是強化基礎建設,把我們領域的基本規矩建起來,這也符合事物發展規律。因為整個非銀行支付產業的發展是一個新興事物,一開始我們對它作一些觀察,包容它的發展,到了一定階段以後,對客觀規律認識清楚了,我們再來努力加以規範。這些年我們出台了網絡支付辦法,推行了賬戶分類製度,對支付機構也實行了分類評級。剛才記者提到對備付金實施集中存管,當然製度已經出台,第一次存管馬上就要進行。

三是加強監管。又分為兩方面,一方面是市場上除了持證的機構以外,還有大量機構無證從事支付業務。到1月份為止,全國清理出239家無證也就是非法從事支付業務的機構,進行了整頓、清理,部分已經移送給公安部門處理。另一方面,對持證的支付機構加強監管,對違規行為敢於“亮劍”,進行處罰。

經過幾方面的努力,支付產業不但沒有停滯,還在快速發展,更為健康地發展。我這里可以給大家一些數字。從2013年到2016年,支付機構年處理業務量從371億筆增加1855億筆,金額從18萬億元增加到120萬億元,年複合增長率分別達到71%和90%。其中,網絡支付業務增長更快一些,去年支付機構業務量和金額同比分別增長102%和87.6%。可以說,我國支付業務的產業規模、普惠程度在世界主要經濟體里都是比較好的。前不久我參加一個國際會議,會上一些同行跟我講,他們也很希望了解中國在支付產業發展和監管方面的做法。

下一步,我們還繼續秉持五大監管理念,把支付行業的監管工作做好。經過這幾年的努力,四梁八柱的製度框架已經搭建起來了,下一步主要是做好執行工作。謝謝。

周小川:

我補充兩句。一是人民銀行認為科技的發展可能會對未來的支付業造成一些巨大的改變,這個改變是進步,因為帶來很多新的手段。人民銀行高度鼓勵,同時也和各種業界共同合作,把金融科技的發展搞上去。特別強調一點是網絡科技的發展,還有就是數字貨幣的發展,其中也包括區塊鏈等新技術,這些新技術會在未來產生一些當前人們不容易完全想象或者預測到的影響。

但同時,像範一飛副行長所講的,既要鼓勵發展,同時也要防範風險,健康發展。其中不健康的行為要不斷規範。當然,也不是說從一開始就去束縛人家的手腳,但是在發展過程中,大家已經看到一些問題,必須進行規範,包括無證經營問題、侵犯隱私問題、支付產品安全性不夠問題。

此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有一部分支付機構的動機和心思並不是想用新的網絡科技手段把支付搞好,而是眼睛盯著客戶的備付金,覺得那個資金可以拿來賺利差,甚至有的打自己的主意,缺錢的時候從那里挪用一些,這就是動機不純。我們支持支付業真正把心思都撲在通過科技手段提高支付系統的效率、安全和為客戶服務上,而不是瞄著人家的資金,在那個資金上打主意。我們的有關政策和激勵機製也要實現這樣一點,這對於將來的健康發展也是很重要的。謝謝。

記者:

去年新增貸款和融資總量都創記錄,今年貨幣政策轉向穩定中性,而且強調防範風險,這種情況下今年信貸的增長勢頭會不會得到一些遏製?另外,去年住房貸款在新增貸款接近40%的比例,今年會不會有所改變?連帶問一下,利率水平會不會進一步上升?謝謝。

周小川:

這個問題是一連串的問題。我記得你一開始說的是去年社會融資總量、信貸增長,這大概都是12、3%左右的速度。一方面,中國經濟還是有潛力繼續增長,另一方面,從整個國際情況來看,G20也在號召20國進一步努力促進經濟的複蘇,在原有基礎上將GDP增長再提高一些。

從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情況來說,我們定的數字是M2增長12%左右,這是一個預期數字,並不是任務指標。另外,在社會融資和信貸方面也大致按照這個速度進行掌握。這是根據全球經濟和中國自己的經濟情況來製定的。

與此同時,在執行過程中還要根據經濟的反饋數據、經濟的實際情況進行適度微調。我們認為,總理政府工作報告所提出的意見、數字是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同時,我們也聽到兩會代表都支持這個想法。

至於結構上的問題,說起來就比較多一些。去年,房地產信貸里面增長比較快的主要是個人購房貸款。個人購房貸款的增長,一方面有助於居民買房子,同時,在一些城市特別是三四線城市住房庫存比較多,有助於降庫存。但是反過來說,在一二線城市又容易使住房價格上升。總體上來看,個人通過住房貸款購房以後,實際上資金就轉到開發商。房地產開發是一個很長的產業鏈,會帶動一系列產業供給,所以這個貸款不能簡單看作是買房子,實際上會傳遞到相當大的產業鏈上。同時,這個產業鏈還帶動與它相平行的一些產業鏈,比如家用電器等。我就不多說了。

總體來說,住房貸款在中國還會以相對比較快的速度發展,但是確實要適當平衡。隨著住房產業的政策調整,估計會適當放慢。

記者:

去年G20發布了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我們都知道,數字鴻溝出現。請問周小川行長,數字鴻溝是否會影響到數字普惠金融體系建設?關於推進數字普惠金融,下一步央行將有哪些具體的規劃和政策?謝謝。

周小川:

在去年G20峰會中,一個是把數字技術、普惠金融兩個結合起來,同時還有綠色金融等議題。普惠金融,在G20場合已經講了若干年了,意思就是全球經濟危機以後,經濟發展更多地依靠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因此,希望金融服務能夠更多地惠及大眾。同時,在整個經濟複蘇過程中,也不能僅看著塊頭大的一些老牌的發達國家,還要把更多的資源引導到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面向弱勢群體。

金融服務就應該更多向這個方向傾斜,金融服務里面也包括像農村信用社、服務“三農”、社區金融服務、各種支付手段等內容。但是,全球普遍共識認為,真正對社區和偏遠地區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利用數字技術,也就是利用網絡,利用移動設備,像手機等。這是最有效的辦法,全球若干國家也都有一些經驗。

因此,在這個方面,央行和業界共同促進這個領域的發展,更主要的是業界,這包括傳統的金融行業,特別是銀行業、小型金融機構更好地為基層服務。從政府和央行的角度來說,希望在這方面給他們一定的激勵機製,有助於他們往這個方向發展。除了已經存在的金融機構以外,還有要鼓勵科技類企業向這個方向發展,同時也向這個領域提供技術支持。這樣的話,就會逐步改變貧窮偏遠地區金融服務差、基層金融服務不足的現象。

從全球經驗比較起來看,大家注意過幾個地方的經驗。比如,可能有的同誌也知道,像肯尼亞利用手機發展普惠金融,其中包括支付服務。在中國,這方面的數字也非常令人鼓舞。聯合國有一個普惠金融的組織,這個組織把普惠金融排了若干個指標,這些指標表明,中國還是相當不錯的,特別是同新興市場國家比較起來相當不錯。但是,我們應該感到潛力確實比較大,科技力量發揮不充分,還有很多政策、製度方面的障礙,要通過改革開放和學習全球各個地方好的經驗,進一步推廣普惠金融,也是把它作為我們做好黨中央、國務院所抓的扶貧攻堅,總理《政府工作報告》當中專門提出的扶貧攻堅任務的一項主要內容。在激勵機製方面,除了一些具體的政策,其中還有一條就是,我們在貨幣政策中有一些結構性信貸政策的傾斜,包括像扶貧再貸款等等,也在這方面給予支持。

剛才周行長說到,中國在這方面還是發展的比較靠前,我們現在強調,在農村和邊遠地區提供存款、貸款、彙款、支付、保險、查詢等基礎金融服務,能夠讓農村廣大地區的老百姓有金融服務。在這個過程中,還要注意金融安全,也就是說,把安全放在一個首要的位置。存款、貸款、彙款、查詢、保險等這些基本的金融服務都能夠到達廣大農村和邊遠地區,在扶貧攻堅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過程中發揮積極的作用。

記者:

請問周行長一個問題,外彙儲備從峰值4萬億美元到現在大概3萬億美元左右,您怎麼看這樣一個現象?這是不是意味著我們的藏彙於民的內涵發生變化?我們下一步會不會在外彙流出方面,也采取一些措施,我們將怎樣應對這個問題?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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