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戴皓:關於加大減稅清費力度 加快振興實體經濟 扭轉經濟下行壓力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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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皓「全國政協委員 合眾人壽董事長」

以製造業為主體的實體經濟是社會生產力的集中體現。然而,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所負擔的稅收、社會保險、各種收費罰款、利息、能源、運輸、土地房租等各種成本越來越重。據社科院經濟所調查,民營實體經濟的利潤,1982年時隻有2.4億元,佔GDP比重僅為0.045%,1995年升至31.93%,其後逐年下降,而到2015年時,規模雖為33853億元,但是佔GDP的比重卻下降到5%左右。工業和資訊化部中小企業發展促進中心釋出的《2015 年企業負擔調查評價報告》顯示,79%的企業反映“人工成本快速攀升”,66%的企業反映“融資成本高”,54%的企業反映“稅費負擔重”。

我國實體經濟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

第一,增速不斷下降

。2011 年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3.9%,到2015年同比增速腰斬至6.1%,2016年降至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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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成本高企帶來巨大衝擊。人力、資本、能源等要素快速上漲,每百元主營業務收入需要的成本:2010 年為83.94 元,2016年 6 月增長到85.79 元。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虧損企業數量2015 年是2010年的近2倍。中國製造成本越來越高,製造業正在加速流出大陸,曾經的世界工廠正在走向空心化。

第三,增長的動力不足。由於效益低迷,導致企業缺乏擴大再生產的投資意願。製造業固定投資完成額累計增速從 2011年31.8%的高位減至2015年8.1%,2016 年上半年更是低至 3.3%。

第四,融資成本不斷增加。企業每百元利潤支出的財務費用從2010 年16元增加至 2015年21元。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的資料,2015年6月,中國非金融企業的債務相當於GDP的163%,國際經驗顯示,這一比例達到90%就會積聚較大風險。

實體經濟承受壓力的主要原因

第一,財政供養人員過多,迫使中央財政赤字年年增加。2015年底公務員和事業單位人員約3869.7萬人,各級政府還不斷呼籲增加編製。正如李克強總理所說:“各級財政收入不太可能再像過去那樣高速增長了,而財政供養人員多,往往‘食之者眾,生之者寡’,本屆政府組建半年多,一些地區和部門又陸續提出增編要求,不控製將難以為繼”。在增編無望的情況下,近幾年各部門湧現出大量編外的專業人員、輔助人員和基層服務人員,這部分人同樣由財政供養和由收費及罰沒款供養。據中央黨校學報2016年12月第六期刊載應鬆年博士的調查,我國各級行政部門編外輔助人員日漸增多。在一些地方的公安、城管執法、交通運輸等部門,公務員與輔助人員的比例已達1:1或1:2甚至更多。按照國際“小政府、大社會”的趨勢,我國政府過多的供養人員必然造成納稅人更多負擔。地方四級政府中許多市縣都是“吃飯財政”,每年都要製定稅收增收計劃,完不成計劃,就保證不了龐大公務員隊伍的工資。因此,許多地方需要中央轉移支付才能運轉,2015年中央對地方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同比增長8.6%,中央財政赤字多達11200億元。2016年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增長12.2%,用於地方減收增支壓力。中央收支總量相抵後財政赤字14000億元,比2015年增加2800億元。

第二,企業稅費負擔過重,減稅清費措施沒有到位。我國企業稅費負擔總體在國際上處於較高水平,遠高於發達國家和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根據世界銀行《營商環境報告》,中國企業的稅費負擔佔利潤的比重,在不含增值稅,包括所得稅、其他稅和社保繳費的情況下是68%。而美國是44%,瑞典是49%,德國是49%,印度是61%,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的平均值是34%。2010年世界銀行《營商環境報告》研究了全球85個國家與地區。中國增值稅以外的總稅負負擔排第5,其中社會保障負擔排第2。從企業實際的稅負比率看,儘管近年來通過一系列降稅措施,但據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2015中國企業500強的納稅比上年增長了 0.36%。雖然全國2016年稅收僅增長4.8%,但非稅收入增長更值得關注。中國社科院2017年《經濟藍皮書》資料顯示,2012至2015年我國非稅收入年均增長18%,而同期稅收收入年均增長7.5%,非稅收入增速2倍於稅收增速。近幾年許多部門和事業單位的超收獎勵和罰款分成的執行體製,形成了向企業和商戶千方百計收費罰款的強有力機製。企業利潤遭各種收費罰款的盤剝,不但難以改觀,並且有惡化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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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社會保險金的提取比率高達工資的42%~50%(社科院經濟所)。據清華大學經管學院調查,中國企業社保繳費佔企業盈利的49%,美國是10%,瑞典是35%。這實際上是過度將企業和員工收入集中上劃進行再分配。更為不合理的是社保基金收繳不是按平均工資,而是按實際工資,給實體企業造成巨大的傷害。

第四,國民經濟高利貸化,企業融資的高利率,實體經濟遭到重創。據社科院經濟所調查,2010年全社會總的借貸利潤(包括銀行、非銀行機構、民間地下錢莊等)為20430億元,佔當年GDP的5%左右,而當年全部非國有非銀行實體經濟利潤收入匡算為44560億,佔GDP的11.15%。到了2015年,情況比2010年急劇惡化。全社會借貸利潤佔GDP的比重從5%左右大幅度上升到了7.86%。非國有非金融實體經濟的利潤佔比從2010年的11.15%下降到了5%左右。2014和2015是國民經濟高利貸化,即借貸資本擠壓非國有經濟最嚴重的兩年。

第五,除了財政稅收、社會保障、政府亂收費以外,運輸、能源、土地、清關等成本,也是企業利潤被擠壓的重要原因。中國社科院經濟所提供了一個例證,通過中美製造業成本對比來說明。浙江省慈溪市江南化纖有限公司成立於2000年,2015年“江南化纖”在美國南卡羅萊納州投資辦廠,成為首家在美國建立再生聚酯短纖維製造工廠的中國企業。為什麼去美,主要原因是國內綜合成本連年攀升,頗感吃力。其測算比較了創辦相同規模企業的中美成本。稅收成本:美國稅收優惠力度大。美國的州政府最看重的是就業,常常給予企業優惠的稅收政策,比如房產稅優惠30年內有效,如果公司達產,30年內將給予3000萬美元的稅收減免;銀行借款成本:中國是美國的2.4倍;公司運營資金財務成本:國內是22.58美元,美國是9美元,國內比美國高出1.5倍;物流成本:中國是美國的2倍;電力、天然氣等能源成本:中國是美國的2倍以上;蒸汽成本:中國是美國的1.1倍;土地成本:中國是美國的9到50倍;配件成本:中國是美國的3.2倍;清關成本:美國無需支付進出口清關成本,而中國這部分成本也不低。

幾點建議

第一,大力減少財政供養人員,優化支出結構。一是按照“小政府大社會”的原則,統籌考慮上級機關“瘦身”與基層一線“強身”的問題,將現有實際財政供養人員減掉三分之一以上。二是建立大部製,將近年來簡政放權、群團改革之後所“富餘”出來的編製向政府法製、食品藥品監管、生態環境保護、城市管理執法等領域傾斜。同時,重點強化基層執法部門和崗位,將機構編製這種“稀缺資源”配置到人民群眾最需要、最可以發揮其應有價值的地方。三是解決規範編外輔助人員的製度缺失問題。解決這些人員的聘用、辭退、權利義務、工資待遇、法律地位等問題。

第二,進一步加大減稅清費力度。當前我國的稅費徵收管理仍不規範,涉企減稅清費尚有較大空間。一是應按新版《立法法》稅收法定原則,加快與企業有關稅收的立法,取消不合理稅種。二是結構性減稅的重點應該是大幅降低非稅收入,尤其是清理整頓各種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包括採取專項行動全面清理當前涉企收費。三是在宏觀經濟形勢不景氣,中小企業經營壓力特別突出的時期,尤其需要採取臨時性的稅收減免措施,以救助扶持陷入經營困境的中小企業。四是降低增值稅稅率尤其是製造業的增值稅稅率。五是推進個人所得稅改革勢,個人所得稅改革應按結構性減稅的方向進行,即應以降低中低收入群體的個人所得稅水平、提高高收入群體所得稅水平為基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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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加快完善負面清單管理製度。在總結當前負面清單管理經驗的基礎上,加快完善負面清單製度,降低製度性交易成本。在全面評估目前行政審批事項基礎上,徹底取消非行政許可的政府審批事項,儘可能少地保留必要的審批事項,並將有關行政審批事項清單以及審批事項的要求、工作流程對外公佈。涉企相關行政部門應以優化服務為出發點,按照行業領域製定負面清單,整合優化行政審批流程,儘量實行服務前移、一窗受理、內部運轉、並行審批、限時辦結的“一窗式”並聯審批模式。對同一事項的審批,各不同環節審批主管部門應加強溝通,確保做到審批要求一致,避免出現相互扯皮、相互不認可的現象。

» 中國金融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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