厲害了!粵港澳要合作干件大事,對標的是這些世界級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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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讀:“灣區”是一個令人浮想聯翩的概念。自上世紀以來,紐約灣、舊金山灣和東京灣成為三個世界一流灣區,其經濟發展的成就舉世公認。而在2017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研究製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無疑意味著這一地區的灣區建設提速。 那麼,粵港澳大灣區要如何建?如何利用現有優勢,實現國際一流灣區的目標?這些,都需要政策、交通、科技創新乃至高等教育等多方面配合,一步一個腳印地走出來。

  來源丨綜合自21世紀經濟報道(ID:jjbd21)

  記者丨杜弘禹、戴春晨、王帆

  粵港澳的合作關係將再次深化。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推動內地與港澳深化合作,研究製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發揮港澳獨特優勢,提升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與功能。

  這也意味著,自上世紀末開始出現的“灣區經濟”概念,正從民間走向官方,從地方走向國家層面,也從設想走向實踐。

  值得注意的是,對比過去,如今在“大灣區”概念牽引下,三地合作將有著更為系統化的思路與目標:全面加速一體化融合發展進程,對標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和東京灣區,建成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

  這能否推動區域經濟的新一輪騰飛?

  

  “灣區經濟”走向實踐

  公開信息顯示,香港科技大學創校校長吳家瑋是較早提出“灣區經濟”概念的學者。他發現,全球每一個曆史階段發展最好的區域都是灣區,包括當前舉世公認的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和東京灣區。

  吳家瑋認為,灣區應具備超級大港、所在區域的創新高地、金融功能發達和交通樞紐等幾大要素。對應地看,粵港澳似乎恰恰具備這樣的基礎和條件。

  廣東省政府特聘參事、廣東經濟學會常務副會長陳鴻宇指出,國際一流灣區還需要具備有國際影響力的大都市連綿群,擁有超級大港口群而非單一的港口,同時還要有強有力的產業集聚圈。

  21世紀經濟報道注意到,如果對應地看,粵港澳恰恰具備這樣的基礎和條件。比如,超級大港方面,集裝箱港深圳全球第三,香港廣州分列第五和第六;金融功能上,香港、深圳都有一整套金融體系。

  這些成為粵港澳探索“灣區經濟”的堅實基礎。而從政策層面上,粵港澳大灣區的打造也逐步從地方層面上升到國家層面。

  事實上,2008年《珠三角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就曾提出,支持共同規劃實施環珠江口地區的“灣區”重點行動計劃,推進珠三角與港澳更緊密合作。隨後,2010年的《粵港合作框架協議》,則將“環珠江口宜居灣區建設重點行動計劃”列入區域合作規劃。

  這一概念,很快受到一些尋求優化開放格局的城市的重視。2014年深圳市政府工作報告,就首次提到“灣區經濟”。隨後舉行的深港合作會議、深澳合作會議以及深港、深澳高層會面中,各方多次就共同建設粵港澳大灣區達成廣泛共識。

  更為重要的是,2015年國家出台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中,提出要“深化與港澳台合作,打造粵港澳大灣區”。這也是“粵港澳大灣區”首次由國家層面提出。隨後,2016年出台的國家“十三五”規劃,更明確要“攜手港澳共同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世界級城市群”。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則首次把“研究製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寫入報告中。

  “灣區經濟作為重要的濱海型經濟形態,已經成為全球主要經濟體經濟轉型的重要載體。”3月6日的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廣東代表團開放日上,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發改委主任何寧卡說。

  第四個國際一流灣區?

  吳家瑋在研究灣區經濟時發現,每一次世界經濟格局大調整都會產生一個世界級灣區。一戰到二戰期間,紐約灣依靠大西洋貿易通道成為第一個灣區;二戰後,舊金山灣依靠太平洋貿易通道成為第二個灣區;上世紀60到90年代,亞洲製造業崛起,東京灣憑借科技製造實力成為第三個灣區。改革開放之後,世界產業轉移加速,珠三角依托港澳實現經濟騰飛,粵港澳區域似乎有成為第四個國際一流灣區的跡象。

  不過,對比前三個已是舉世公認的國際一流灣區,粵港澳要順利晉級“國際一流”行列,仍需要努力。

  “粵港澳內部存在三個相互獨立關稅區,未實現要素自由流動。”何寧卡表示。

  全國政協委員、廣東省發展改革委副主任吳道聞近日表示,粵港澳大灣區內的城市、港口和空港都有著競爭關係,要避免衝突就必須規劃好、協調好。既要協作,又有分工,有側重,共同推進發展。

  此外,陳鴻宇還認為,現在珠三角城市和港澳要對標世界級灣區,多個領域還有差距:比如,粵港澳之間的航空網絡、港口群還遠遠未完成一體化,跨境的溝通機製、經濟體製還未深度對接。而在重要的科技創新領域,目前看到的情況是深圳的創新資源多一點,但深圳創新與香港如何對接,相關城市如何定位至今還未理清。

  華南城市研究會副會長孫不熟指出,粵港澳在共建大灣區上短板最明顯的還是高等教育方面,美國加州的高等教育基本可以與東海岸等量齊觀,而粵港澳還不如京津冀、長三角。

  “當然,深圳已經開始表現出積極的作為,2016年集中簽約了一批名牌大學,這是一個很好的開端。”孫不熟補充說。

  此番,國家提出研究製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陳鴻宇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粵港澳大灣區涉及三個關稅區,需要國家層面的統籌規劃。未來隨著規劃研究編製的推進,三地之間的機製體製對接,區域的戰略定位、產業規劃、中央部委和地方的分工任務得到明確後,將有望進入落地推進的階段。

  盡管目前具體規劃還未出台,但具體應如何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建設,廣東地方官員也有所表態。何寧卡近日就表示,從對標國際的角度來看,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建設重點要從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創新、開放、產業、金融和生活等六大方面著手推進合作。

  在“大灣區”概念牽引下,三地合作將有著更為系統化的思路與目標:全面加速一體化融合發展進程,對標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和東京灣區,建成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

  河套科技園——粵港澳大灣區合作樣本

  在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的進程中,香港、深圳兩地簽署協議、合作共建河套地區創新及科技園,或許稱得上是今年的首個亮點事件。

  2017年1月3日,元旦過後的第一個工作日,在香港舉行的深港合作會議上,兩地正式簽署《關於港深推進落馬洲河套地區共同發展的合作備忘錄》(以下簡稱“備忘錄”),同意合作發展河套地區為“港深創新及科技園”。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港澳經濟社會研究中心主任張玉閣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深港兩地的創新合作,將會成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重要動力引擎;而河套地區,將推動深港之間形成開放式的創新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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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套地區地理示意圖

  共同打造科技創新合作區

  河套地區的開發爭議,拖了十數年。此次備忘錄的簽署,無疑是推動兩地合作的又一個重大突破。

  1997年,深圳和香港合作治理深圳河,將彎曲的河道拉直,用泥沙填平,造出87萬平方米的河套地區,這一面積相當於目前香港科學園面積的4倍。

  國務院在1997年7月1日頒發第221號令,規定原位於深圳行政區域內的河套地區,納入香港的行政區域範圍。

  到2008年,香港初步認為河套地區發展可考慮以高等教育為主,並輔以高新科技研發和文化創意產業用途,擺脫了早期加工區及貿易平台等合作模式的設想。

  曆次的深港合作會議上,兩地逐漸在發展定位、適用法律等事項上達成合作意向,但仍然“卡”在土地業權和共同發展機製方面。

  此次的備忘錄確定了幾項基本原則;適用香港特區法律和土地行政製度;非牟利,項目以公益性為主;以共同協商、互利共贏精神妥善處理各項事務。

  具體而言,香港特區政府將負責該區域的基礎設施建設,將已平整土地的河套地區批租予香港科技園公司;由深港兩地相關部門和人員組成“河套區港深創新及科技園發展聯合專責小組”,負責對發展的重大事項進行研究和協商。

  根據備忘錄,兩地將共同推廣“港深創新及科技園”,以吸引港深兩地以及海外企業、研發機構和高等院校進駐,包括建立“綜合性高端培訓平台”,以構建一個具有對應聚集力和協同效應的“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

  在今年的深圳兩會上,深圳市委書記、市長許勤表示,兩地合作潛力巨大,聯手可以集聚更多國際創新資源,現在很多研究機構考慮和香港或者深圳合作時,已經看到了深港合作的優勢。

  連接源頭創新與中國需求

  據了解,在深圳高科技產業崛起的同時,香港也加強了對科技創新的重視。2015年創新及科技局成立,投入180億元推動研發、支援再工業化等。梁振英曾介紹,創新及科技局成立以來,香港創科界的積極性明顯提高,國內外頂尖科研機構及創科公司對在香港建立科研或生產基地的興趣也明顯增加。

  而在分析人士看來,在科技創新領域,香港在知識產權保護、高等教育、海外渠道等方面的優勢,以及深圳的供應鏈、產業化專長,已經為兩地的合作提供了基本思路。

  不過,就深港的創新合作而言,其中一個難題在於,如何讓兩地的人才更順暢地流動?2016年7月,香港專業界別代表人士訪問深圳,該訪問團最關注的一個問題是:香港專業人才如何更好地到深圳執業?

  馬化騰在他的兩會提案發布會上也提及了製度造成的人才隔閡問題,他提出,從大的政策方面,希望能夠給到科技人才一些綠卡。

  而河套地區,或許能促進人流、物流、信息流更順暢地銜接。中國源頭創新百人會秘書長、深圳原科協主席周路明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香港大量的知識性服務業人才能夠直接在這里找到發揮才華的一席之地。

  備忘錄亦明確提出,港方同意采取有效的措施,為雙方認可的深方人員提供便利的出入境安排。

  與深港合作活躍的前海相比,河套因其體製和地理位置優勢,某種程度上,它更被賦予了拉動深港兩地乃至粵港澳大灣區在世界科技創新版圖中占據更重要地位的期待。

  張玉閣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河套地區的最大價值在於,它適用香港法律,但地理位置上緊鄰深圳。深港雙方各自發揮要素優勢,在創新的全鏈條上,河套地區能形成開放式的研發創新體系。

  而在周路明的設想中,河套更應該起到連接中國和世界的橋梁作用。他指出,海外企業、人才進入中國或是珠三角,最大的瓶頸是對知識產權保護的擔憂。河套可以形成一個“離岸創新基地”,知識產權能得到足夠的保障,同時又很便利地與深圳的產業化形成快速的連接。

  周路明認為,在國際範圍內,出現了中國和發達國家在創新領域高度互補的局面,如果能用一種方式把海外源頭創新技術和中國需求端進行有效的連接,就會形成國際協同創新的新棋局,中國人將以新的創造性的角色參與其中。而河套,或許將成為這樣一個重要連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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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編輯 黎雨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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