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德旺:幾乎把一輩子的眼淚都流干後 我決定重新站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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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德旺

福耀玻璃集團創始人、董事長。1987年成立的福耀集團,目前是世界第一大汽車玻璃供應商。他是不行賄的企業家,自稱沒“送過一盒月餅”,以人格做事;他是行善的佛教徒,從1983年第一次捐款至今,曹德旺累計個人捐款已達60億元,他認為財施不過是“小善”。

1946年,我在上海出生。

父親曹河仁是個生意人。他在1935年以前的幾年曾在日本學做生意,賺得了10萬日元。那時日元彙率比美元高,這10萬元算得上一筆巨款。七七事變後,父親就帶著全家落戶上海,他四處投資繼續做生意。我出生的時候,父親非常忙,忙到忘記給我取名字。等到我9歲快入學時,我的名字還叫“小印度”,因為我沒名字,而且母親總愛給我穿巡警樣式的製服,而街上的巡警大多是印度人。還是長福伯給我取的學名“德旺”,寓意“聰明又有德,必然興旺”,這讓我高興了好幾天。

我對家里的好光景沒有印象,因為在我出生的第二年我們就搬回福清老家,而我們的大部分家產都和一個沉船一起沉到海底里去了。母親陳惠珍,是“地主”家的千金,是她變賣了自己的嫁妝,才讓我們在老家建起一幢二層小樓,一個用三合土壘成的小院子。這個小院干淨、漂亮,但我們吃不飽。父親遠在上海賺錢,但每月寄回來的錢不一定會按時到;家里十幾畝薄田也沒什麼產出,母親和我們6個兄妹常餓肚子,常常是一天兩餐,湯湯水水。我們餓得難受就叫,這時候母親會把我們聚在一起玩遊戲、唱歌。她總是交代我們千萬別告訴別人我們家吃兩餐,記住:“讓人知道了,隻會看不起你”,出門“要抬起頭來微笑,不要說肚子餓,要有骨氣、有誌氣!”這些話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腦海里。

因為家貧,我9歲入學,14歲就輟學了。上小學時,父親和我說:“做事要用心,有多少心就能辦多少事。你數一數,有多少個心啊?用心、真心、愛心、決心、專心、恒心、耐心、憐憫心……”我不太相信自己有那麼多“心”,懵懵懂懂。

輟學以後,父親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已經不高。因為經商起起落落,他把做小生意養家當做了人生歸宿。我想的是要賺錢,賺很多錢。1968年,經人介紹,22歲的我和陳鳳英結婚。剛結婚我就提出分開過日子,母親很生氣地問“為什麼要分開”,我也很激動:“我要出去闖一闖。我不想老了以後像爸爸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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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終有了闖蕩天下的“資格”。我和鳳英商量,賣掉了她的嫁妝,又借了些錢,湊了幾百元,當做種白木耳的本錢。當時,很多人都在種白木耳,政府也不反對。後來,我把白木耳賣到價格比較高的江西,但不虧不賺。我明白了,自己種是賺不到錢的。從江西鷹潭回福州的時候,我盤算著白木耳在福建賣1元到了江西能賣3元,如果我隻倒賣賺差價,不就賺到了嗎?回到老家我就和鄉親們收購白木耳,然後立即賣到江西,一次就賺了近千元,到1970年底,我賺到了3000元。那時候,2000元就可以蓋一個房子。我心想用這3000元做最後一次,就可以結束生意好好過年。可這最後一次卻被民兵查了,差一點弄個“投機倒把”的罪名。我沒賺到錢,還賠得一無所有,從江西回來我幾乎把一輩子的眼淚都流干了。

回到村里,我挨家挨戶地解釋,我向他們承諾“短了的錢我一定一分不少地給上。”還好,他們信我,願意等。

這時候,村干部到我家說修水庫的事情。那個年代,全國各地發動人民的力量興修水利工程。去修水庫每天隻能拿3元工錢,但迫不得已我隻能選擇去,去了才有賺一點錢的機會。我在工地拉車子,一車土半噸,運一次要走十多公里,一天拉三個來回。我還在工地做過修車工、炊事員。當修車工是因為工地的一場大火,當時我沒圍在營長周圍要賠償,而是申請修車解決生產的問題。

我是營里最後一個拿到賠償的,營教導員對我的行為特別讚賞,他把剩下的賠償款比如糧票、布票什麼的都讓我領走。沒想到這些賠償變現後有1000多元,吵著要賠償的工友也就拿到幾十塊錢,我不吵不鬧還忘了要,卻得到這麼大一筆賠償!更奇妙的是,在營教導員的幫忙下,我在江西被民兵奪走的白木耳,按收購價——比市場便宜了三分之一,賣給了政府。這讓我徹底還清了鄉親們的欠款。那段時光是我一輩子最快樂的時光。

修完水庫,我到莆田大洋農場做果苗技術員,這期間偶然碰到一個同鄉人。他向我討一口井水喝,我知道暑天口渴如果猛喝生水,一定生病,我就把自己的一大茶杯涼茶拿出來請他喝。考慮他要走的路還遠,我請他留下休息一晚,還可以幫他搭班車。後來我知道,他是山兜農場的場長,名叫王以晃。當時隻是出於憐憫,但王以晃感恩在心,後來他堅持請我到他的農場當銷售員,賣樹苗。我1973年春到他那里,不到一年就摸清了銷售的竅門。我和村民商定,賣一棵樹苗我拿20%,80%給他們,這樣整個村子的樹苗都是我在賣。到1975年我足足賺了6萬元,當時有這麼多錢也不敢露富,全藏在家里的床鋪下,鋪了厚厚一疊!王以晃是我此生第一個好兄弟。

1976年,在父親的堅持下,我回到福清高山鎮異型玻璃廠當采購員。也因為這個工作,才有了後來的福耀。高山鎮異型玻璃廠從創辦起就一直處於虧損狀態。對玻璃廠的情形,我非常了解,這是一個能賺錢的企業的。因此,1983年4月,我向鎮里承諾,到年底上交6萬元利潤,上交剩下的,我拿40%,高山鎮政府拿20%,其他作為固定資產,最終我沒掏一分錢就承包了玻璃廠。我一年內把水表玻璃銷量從幾十萬片變成了200萬片,工廠淨利20多萬元,我個人賺了6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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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到武夷山玩,順手給媽媽買了一根拐杖。當我肩扛拐杖準備坐進雇來的小轎車時,司機訓斥說:“你小心一點,別碰壞了我的玻璃,幾千塊錢一塊呢,你賠得起嗎?”玻璃能值多少錢?這個汽車的玻璃有100元就夠了,哪可能那麼貴?但他的話還是引起了我的好奇。回到福州後,我到幾個汽修廠轉了轉,發現那個司機的話一點不假,汽車玻璃就是幾千一塊!這讓我無比震驚,因為汽車玻璃的成本絕不會超過200元。

我還發現,在這個暴利的市場中國卻連一個有影響的品牌都沒有,中國汽車玻璃市場完全被日本和歐美的企業壟斷。外國人賣這樣的價格,說明他們看不起中國人,認為中國人做不出這樣的東西,所以我想中國人應該有一塊自己的玻璃,應該有一片從自己的玻璃看出去的天空。

1986年,我40歲那年,我們籌備生產汽車專用玻璃。我的思路是吸引資金、形成產品、然後把產品推向市場。因為當時國家鼓勵汽車零部件國產化,我們作為專業汽車玻璃製造廠(還沒生產),意外獲得了中國汽車工業總公司的投資。其實,我們最大的難題是產品,我們沒有生產汽車玻璃的成熟技術和人才,和外商比我們連入門的資格都沒有。因此,那段時間我們滿世界找技術。聽說上海耀華玻璃廠有一套舊的汽車玻璃設備圖紙時,我們連夜趕到上海,花了2萬元買下全套圖紙。緊接著,我帶隊到玻璃製造設備最先進的芬蘭考察,弄回了一套當時國內還沒有的先進機器。

經過多次調試,從芬蘭引進的機器最終生產出合格的汽車玻璃,成本不到200元,售價2000元。這比市場上的日本貨便宜了很多,但已經是不可思議的暴利了。我們的產品主要供應維修市場,非常熱銷,1986年我賺到了70萬元,1987年賺到了500萬元。因此,有人說,“曹德旺不是在做玻璃而是在印鈔票”。我認為,這是我這一生第一次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方向決定結果。追求的目標端正了,就決定了你的進步。

1987年,我牽頭成立了福耀玻璃。然後,福耀不斷引進新技術、新設備,汽車玻璃的成本從不足200元降到50元,零售價也一降再降,但還是暴利。很快,國內的企業蜂擁投資汽車玻璃,維修市場進入惡性競爭。1993年,我們痛苦轉型,主攻配套市場,成為一汽捷達、二汽雪鐵龍、北京切諾基等84家汽車製造廠的汽車玻璃配套商,擁有國內40%以上的市場占有率。也是在那一年,我們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是同業第一家上市公司。

帶領福耀做汽車玻璃很艱難,最艱難的其實是在公司以外。在80年代末的整黨整風運動中,鎮上的人都傳“曹德旺有經濟問題,要被抓起來了”,我不相信我沒做壞事還會被抓。後來一個朋友告訴我,我因貪汙被告了!我想了一夜,第二天帶著公司的賬目、複印資料、合同文件和全部單據到縣政府找書記,針對貪汙“指控”解釋清楚了所有問題,我對書記說,我非法撈一分錢就判一年徒刑。書記說,“如果你能夠為今天的話負責,回去把生產抓起來。”也因為這個事情,後來我專門學習了會計學,而且要求財務把公司所有單據必須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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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中國每兩輛汽車中就有一輛車的玻璃是由福耀生產,賓利、奔馳、寶馬、奧迪等豪華品牌也將福耀列為重要的全球配套供應商,福耀已成為世界第一大汽車玻璃廠商。

越是閱曆增加,越是發現父親的話是多麼的正確。是專心、用心、恒心才有了福耀的今天。當然也有正心、善心和憐憫心,我們才能在慈善事業上做了些事情。我一直覺得,做慈善不存在誰感謝誰,沒有貧困弱者需要你幫助,你想積功德做好事還沒有這個機會,就這麼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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