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丁·沃爾夫:中國如何應對經濟下行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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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來,中國經濟不平衡和不可持續的問題越來越嚴重,政策製定者如果能夠實現增長模式轉型並維持短期增長,這將是一項非凡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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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沃爾夫(Martin Wolf)

過去幾十年中,只有韓國和中國台灣這兩個發展中經濟體從低收入邁入高收入經濟體。中國現在已經趕上,甚至超過韓國和台灣地區早期的發展速度。全球都在關注中國是否能夠從中等收入國家邁入高收入國家。毫無疑問,中國的經濟轉型任務十分艱巨。

中國的目標是發展成為一個高收入國家。一些經濟體僅僅依靠出口獲得了經濟繁榮,但這談不上發展,中國也不適用這種路徑。中國在高速增長時期也充分利用了水、化石能源、空氣等自然資源,但考慮到中國的體量巨大,這些自然資源稟賦甚至不足以支撐短期繁榮。事實上,對資源的過度使用會造成環境退化等嚴重問題。

與韓國和台灣地區一樣,中國最重要的資源是人才。一個國家和地區在經濟結構轉型過程中,勞動力質量也隨之提升。中國應當選擇依靠人才促進發展的道路。

前方道路

衡量國民生活水平的最佳標準是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通過比較各國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GDP,可以反映一國追趕上發達國家生產率從而提高國民生活水平的機會。美國作為19世紀末以來生產率水平最高的發達大國,毫無疑問是比較的標杆。1962年,韓國人均實際GDP(以購買力平價計算)不到美國的10%(圖1)。經過50年的發展,韓國人均實際GDP上升至美國的70%左右。同時,由於日本人均實際GDP自1990年來有所下降,韓國趕上了日本的水平。

1962-2015年,韓國人均實際GDP年均增長率約為6%。其中,1962-1997年,韓國人均實際GDP實現超高速增長,年均增長率超過7%;受亞洲金融危機影響,1998-2015年韓國人均實際GDP年均增長率下降至4%。

中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人均實際GDP(以購買力平價計算)從只有美國的3%上升至占其25%。從人均實際GDP相對於美國的水平來看,1978年,中國隻相當於韓國1962年時的一半;經過25年的高速增長,中國隻達到韓國1962年的水平;2015年,中國隻達到韓國1985年的水平,即相當於美國的1/4。1978-2015年間,中國人均實際GDP年均增速為7.5%,略高於韓國1962-1997年的年均增速。

從絕對值看,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初就達到韓國現在的富裕程度。美國人均GDP持續增長是導致中國相對和絕對表現差異的原因。這意味著給定一個相對於美國的人均收入目標,隨著時間的推移,則要求達到更高的收入水平。

中國人均GDP達到美國1/4的水平後,要想趕上韓國現在的水平,可能還需要30年時間。即中國要在70年的時間里達到韓國過去50年實現的發展水平。

面臨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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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要實現持續快速增長,至少還面臨五個障礙,其中一些可能會導致中國經濟增速大幅下滑。

首先,假設未來美國人均實際GDP年均增長1%,中國要想在30年內趕上韓國現在的水平,人均實際GDP增長率需要超過4%。然而,中國能否維持如此高速的經濟增長是一個問題。實際上,中國的高速增長很有可能放緩至世界平均水平。韓國和中國至今的表現都十分出色,但不能假設這樣的表現會一直持續。此外,中國人口快速老齡化也會影響其經濟增速。

第二,如果中國能夠實現上述增長,意味著經濟體量將擴大5倍。考慮到當前中國經濟規模和資源約束條件,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將面臨巨大壓力。中國的人口總數遠遠超過其他高收入國家的人口綜合,所以必須要改善稀缺自然資源的供給和使用。此外,環境約束可能並不會讓經濟增長停滯,但會有所放慢。

另一組約束來自於對經濟和地緣政治力量對比發生巨大改變的適應能力。與鄰國、其他大國的關係、融入全球市場的程度、在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地位等,都是當前中國面臨的壓力。從過去的經驗看,這種力量對比的變化曾加劇了世界不穩定因素。

第三,中國正處在或接近“劉易斯拐點”,隨著農村富餘勞動力減少,勞動力市場趨緊。由於中國過去長期實行獨生子女政策,劉易斯拐點的影響可能更嚴重。

有兩個證據顯示中國已經走過劉易斯拐點。首先,2000年以來,中國實際工資快速上升。其次,2012年以來,中國實際經濟增長率大幅下降至7%。這一增速遠低於過去年均10%以上的增速。從過去10%增長和廉價勞動力的舊常態,轉向6%增長和昂貴勞動力的過程是很困難的。

第四,中國可能很難達到一個成熟的高收入國家所需的治理水平。

第五,中國轉型經濟的特征是“不穩定、不平衡、不協調和不可持續”。中國經濟失衡問題比相同發展階段的日本和韓國嚴重。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經濟增長過於依賴投資、內債不可持續地快速增長、國民儲蓄率過高。

自2000年起中國經濟增長過於依賴投資的問題日益突出。從供給角度看,2011年之後,新增資本幾乎是新增供給能力的唯一來源。全要素生產率(衡量創新)對增長的貢獻率下降至接近0的水平。勞動供給(數量和質量)的貢獻率曾一度下降至負值。隨著投資率上升和經濟增長率下降,平均投資回報率下降,且邊際投資回報率迅速下降至負值。增量資本產出比(即每新增一單位產出需要投入的資本)從20世紀90年代末的3.5上升至近幾年的7左右。也就是說,投資產生GDP的能力在這段時期減少了一半。

如果中國資本產出比維持當前的水平不變,假設經濟增長率為6%,那麼,投資占GDP比重需要降低10個百分點左右,約為35%。這與20世紀90年代的水平相當,當然,按照國際標準,這一比重仍相對較高(圖2)。經濟增長下降3-4個百分點,導致投資占GDP比重下降10個百分點,這就是“加速器效應”。

從需求角度看,投資對總需求的影響表現為“乘數效應”。加速器效應和乘數效應的共同作用,使得GDP更加容易受到需求大幅下降的衝擊。在過去的15年中,由於投資占GDP比重大幅上升,特別是全球金融危機時中國出台“四萬億投資計劃”,造成經濟脆弱性顯著增加,經濟增長不可持續。

這種不可持續的高投資導致兩個顯著的失衡。一是低工資和低銀行存款利率壓製居民收入增長。消費、工資、家庭可支配收入等對GDP的影響非常低,只有當家庭部門大幅降低儲蓄率以及企業留存收益和政府收入轉移給居民部門時,私人消費才會帶動經濟增長。但是,在當前政策環境不確定性較高的背景下,家庭部門不太可能降低儲蓄率。與此同時,將企業和政府部門收入轉移到居民部門,將影響投資激勵和為投資融資的能力。所以未來出現上述兩種調整的可能性非常小。二是債務飆升。2008年金融危機後,中國為了支持投資擴張製定了釋放大量信貸的政策,這使得債務問題尤為突出。事實上,中國發生債務危機的可能性很小:中國是債權國且具有足夠的償債能力,政府擁有並控製主要的銀行,且能夠管製私人資本外流,銀行存款替代金融產品較少。

債務高企的真正問題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杠杆的作用是雙向的。在繁榮時期,借款者可以獲得比預期更高的回報;但泡沫破滅時,借款者和銀行的回報低於預期,所以他們會適時規避風險。如果出現破產潮,人們將不願意冒風險,因為他們不知道最終要承擔多少損失。這種情況對削弱經濟也具有加速器效應和乘數效應。二是投資不可持續。為了維持投資增長,債務會增加。但在經濟增速和投資回報率下降的背景下,借款者會減少借款。因此,即使不存在任何金融危機,對債務高企的擔憂會進一步導致經濟急劇放緩。政策製定者既要阻止又要促進債務積累,這是一個二元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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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認為,“如果不進行改革,中國經濟增速將逐漸下降至5%左右,且債務將激增”。但即使改革不斷推進,曆史經驗表明,很難從不可持續的增長路徑成功轉型。問題的關鍵是國民儲蓄率。

有學者認為,按當前的速度,這項調整將耗時25年。因此,如果沒有正確的政策措施,很難在10年內完成調整。此外,由於未來一段時間投資占GDP比重將持續高於35%,這會導致低效投資和過剩產能。

走上改革和轉型路徑無疑是非常困難的。如果要保持經濟增長,將導致投資浪費和債務累積;如果要消除投資浪費和債務累積,又可能導致經濟斷崖式下滑。唯一的方法是接受較低速度的經濟增長,但這也可能沒有效果。一旦債務拉動的投資開始下降,在加速器效應和乘數效應的共同作用下,中國經濟將可能面臨嚴重危機。此外,居民部門高儲蓄率也會使債務持續增加。

應對策略

中國經濟轉型面臨較大障礙,但是中國避免硬著陸或維持一段時期低增長的能力可能遠遠低於人們的想象。最好的辦法是繼續推進改革、提高消費能力、投資於公共消費和環境改善領域。此外,還需要審慎協調地使用貨幣和財政政策,以維持需求以及將收入分配向私人和公共消費傾斜。

然而在實踐中,政策製定者可能會采取另外兩種政策:投資驅動國內信貸增長和通過人民幣實際貶值實現更大的貿易順差。這兩種政策都是短期更容易見效的選擇,但最後可能會弄巧成拙。

過度依賴信貸引擎最終隻會導致更大程度的經濟減速。與此同時,中國經濟體量太大,以至於難以持續運行足夠多的經常賬戶盈餘。只要國民儲蓄占GDP比重仍然接近50%,投資的實質性下降必然會導致經常賬戶盈餘增加。假設投資占GDP比重達到35%的合理水平,在國民儲蓄率不變的情況下,經常賬戶盈餘(淨資本輸出)占GDP比重增加15%,將達到1.5萬億美元,這是亞投行資本金的15倍。

此外,人民幣對外價值的急劇下降只是市場力量推動的結果。國內投資機會減少、資本外逃、高負債企業希望償還外債等因素已經形成了較強的下行壓力。2014年中旬至2015年底,中國外彙儲備下降了20%左右。如果允許人民幣貶值,高企的外部順差進一步增加,其他國家相應地面臨經常賬戶赤字增加,這顯然是不可持續的。那麼,這些國家必然會出現貿易保護主義回潮,甚至是金融危機。解決的路徑是讓政府借錢並支出這些過剩儲蓄,或者加快將收入向居民部門轉移。前一種路徑的最好做法是增加公共消費支出,比如,投入大量資金進行環境治理;後一種路徑的最好做法是向企業征稅並補貼消費者

綜上所述,中國經濟增長的不連續特征比過去十幾年都要明顯。而且這種不連續性可能不是短期現象。政策製定者面臨著巨大挑戰,他們需要推動經濟再平衡並防範硬著陸風險。

中國完全有可能成為一個高收入國家,但前方道路並不順暢。過去所形成的扭曲和不平衡如今成為前進的障礙。總體來看,2000年以來,中國經濟不平衡和不可持續的問題越來越嚴重,政策製定者如果能夠實現增長模式轉型並維持短期增長,這將是一項非凡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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