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新聞: 李嘉誠:香港是寵壞的孩子 五六年後面目全非(圖) - 由搜狐財經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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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長江實業集團創始人兼董事局主席 李嘉誠

   85歲李嘉誠為香港恢複活力開藥方:回到過去,回歸香港的自由市場立身之本;面向未來,前進到創新驅動的經濟與社會

財新記者 胡舒立 王爍 特派香港記者 王端

  亮相

二三月之交,和記黃埔(00013.HK)年報公布之際,85歲的李嘉誠再度成為媒體聚焦人物。他在香港中環長江中心9層召開新聞發布會,公布了旗下零售連鎖屈臣氏兩地上市的安排,並強調:“香港一定是其中一個上市地點。”他希望外界能以平常心看待其家族的投資。

自宣布將“長和系”交棒給長子李澤钜之後,已經連續一年沒有現身集團記者會的李嘉誠突然現身,引發了到場近百家中外媒體的關注。

“我現在完全沒有退休的打算。”他向在場記者表示。

完全沒有退休打算的李嘉誠,雖幾十年來一直處於注目的焦點,但連月來,正置身於猛烈的輿論漩渦之中:2013年7月,李氏財團旗下和黃公告稱正在考慮出售百佳,香港隨即嘩然,批評李氏撤資的輿論隨即充斥整個大中華地區。2013年11月,他接受了內地南方系四家媒體的采訪,圍繞所謂撤資做出澄請,但輿情依舊。人們想知道得更多。因為李嘉誠的言與行,引發對香港各種問題的大爭論。

2013年歲尾,財新記者對李嘉誠進行了兩次訪談。此後數月間,又作過多次補充,最新一次補充在3月4日。李嘉誠談香港然後談自己,談其商業決策依據和全球化戰略思路。這正是我們關注的重心。

  自辯

李氏過人之處,在於狠準出手與柔性身段兼具。李氏資產重配置動作未有一刻稍停,陸續公布出售上海陸家嘴東方彙經中心等物業,又將香港電燈

和屈臣氏拆分上市。巨鯨掉頭方向已明。同時,李嘉誠也時時作回應解說。現在終於說清楚了。李嘉誠說不撤資沒錯,而輿論的擔心也沒有全錯。

“說‘長和系’撤資是一個大笑話。”李嘉誠說過。對財新記者,他的這話又說了數次。在商言商,價高就賣,價低就買。如果有什麼是不賣的,在香港中環長江中心70層上,李嘉誠指著窗外腳下的座座高樓告訴財新記者:這個是不會賣的,那個是不會賣的,在香港的這幾百億收租物業,“永遠不會賣”!

買與賣都是商業判斷。至於長江實業

與和黃集團兩家李氏旗下核心企業,李嘉誠承諾,絕不會改變注冊地。

李嘉誠這位香港驕子,也有今天。過往多年,李嘉誠一直以謙卑示人,但什麼時候,須得如此耐心自辯?

  變遷

質疑與自辯之間,香港的一個時代過去了。現在,李嘉誠不再能輕易在香港人中激起曾經的共鳴。談起少年窮苦,香港人不再感同身受;講到人人都有機會,香港人不再有“彼可取而代之”的奢望。香港的社會流動性,在香港人自己的眼中,急劇下降。

香港從來重視商業強調個人努力,在競爭中出頭是主流價值觀,但近年社會情緒已出現由“崇商”轉向“仇商”的激流。一名出租車司機在車上對財新記者感慨,十幾年前大家提到李嘉誠,會伸出大拇指讚歎“李超人”,現在就不同。基層民眾眼中,李家“壟斷”了香港人生活的周遭。從香港電燈、百佳超市、豐澤電器,再到房地產。香港人現今最喜歡用的詞是“地產霸權”,而他們生活在以李嘉誠為首的霸主陰影之下。

其實,李嘉誠掌握這些企業,以及他所代表的豪富階層在香港的控製力,已有數十年;“霸權”雲雲,所指的狀態遠不自今日始,隻是今天民眾的觀感不同,心態有變。一位普通港人描述自己的草根逆襲:“我不得不去李嘉誠的百佳超市和豐澤電器買東西,但即使隻花一塊錢我也要刷卡,讓他承擔點手續費。”

香港人有一股無明火。這股火苗,在一場香港自回歸以來曆時最久的工人罷工表達到極致。一年前,和黃旗下香港國際貨櫃碼頭公司的碼頭外判工人罷工,抗議15年來工資有減無增。隨著工潮發展,罷工者移師到長江中心外,李嘉誠被指“奸商”,頭像被打扮成“青面獠牙”的魔鬼形象。工潮最終以工人接受加薪結束。

“盡管把我扮成魔鬼模樣,但看到那張照片我還是笑的。”與財新記者談到此節,李嘉誠呷了一口茶。樓上人再好的心態,面對樓下人真切的激憤,也需要耐心消化。

  競爭力何來

香港對商人的社會情緒變遷並不惟一。正如香港政府一名前高官對財新記者所說,民粹情緒抬頭是全球現象,對貧富差距不滿表達的方式也日趨激烈,香港也不例外。成因固然很多,但最重要是因為經濟出了問題。

香港經濟與十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語。過去,香港領著內地走,現在要背靠內地,對中央“禮包”的貪戀漸有沉迷。不論港資在內地的競爭力,還是香港的國際競爭力,均不複當年之勇。以GDP而論,香港在“亞洲四小龍”地位已敬陪末坐。1997年,香港和新加坡的GDP差不多。今天,新加坡的GDP高於香港最少三分之一。

正如曾任香港證監會中國顧問的財新專欄作家葉翔所說,近年香港社會反富豪和排斥內地的聲音漸強,核心原因在於香港與內地關係日益密切,但各階層從中獲益程度相差極大,貧富分化進一步拉開,中下層的生活水平反而有所下降。

“過去香港的發展是建立在內地的不發展、不開放的基礎上。但現在情況大不同了。”一名熟悉內地和香港政府圈的人士指出。

無資源無縱深,香港從來不缺危機感。30年來,香港對新加坡、台灣、內地城市等的競爭,都有危機感,惜乎這種危機感沒有化成對經濟社會改善的動力,反而變成衝擊性的力量,且不斷升級,對政府不滿,對財富階層不滿。

處身樓頂的李嘉誠,看法與此相近而有不同,警惕成分更多一些:“新加坡是先天不足,香港則是寵壞了的孩子。香港近來民粹主義升騰,照這樣下去,用不了五六年就會面目全非。”

有一點是無爭議的共識:香港最重要的還是發展經濟。正如一名香港政府前高官指出,綱舉目張,香港的綱要,是在內地持續開放下可以立足且有貢獻,“香港不要做負債”。

  如此“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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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到香港難局的,並非隻是政商界人士,香港“不得不求變”已成社會主流意識。問題是朝何處變?

今年春節前,一部名為《遇上1941的女孩》的音樂劇在港頗受歡迎。故事講述大學生亞平面對2014年深感氣餒、迷惘,機緣巧合之下,他回到了1941年的香港,邂逅了飽受困難仍對生活充滿希望的亞彩以及身處戰亂卻自強不息的一群香港人。他的一生因此改變。

回歸香港的基本價值觀,重溫自強不息人人都有機會的那個時代,是香港人的共同記憶,既在舞台激起共鳴,在街市引發回響,同樣也是那個時代最大受益者李嘉誠本人為香港未來所開出的藥方。

“我也當過窮人,很明白天天要擔憂生活的感受,滋生民粹乃是人之常情,但社會的重點是如何解決問題,而不要停滯在憤怒情緒的階段。”李嘉誠說,貧富差距擴大對任何政府來說,都是大困擾,但切忌“情緒政策化”。

李嘉誠本人鼎力慈善,視李嘉誠基金會為大兒子李澤钜、小兒子李澤楷之外的第三個兒子,共享李家財勢,但他並不認同由政府主導的福利模式。他的主張,一是回到過去,回歸香港的自由市場立身之本,二是面向未來,前進到創新驅動的經濟與社會。

采訪中,李嘉誠拿出一塊花花綠綠的電路板,左折幾下,右折幾下,變成一隻燈泡。“改變世界,就如此燈般簡單。”

“這是他的本周最愛。”周凱旋女士在旁說。這燈泡出自李嘉誠前不久投資的Nanoleaf技術,“這是一個納米LED燈泡,可以取代傳統燈泡和一般LED燈泡,是多倫多大學兩個年輕人的發明。”

每周都會有一批有可能帶來巨大改變的小玩意兒送到長江中心70層,包圍李嘉誠的很大一部分生活。李對他們顯然有著由衷的興趣。介紹Nanoleaf電燈泡的功用時,他的神態熱切有如傳教。他讓人把當場疊好的燈泡通電,到采訪結束時,特地讓記者過去手摸燈泡。果然,燈泡隻是發熱,並不燙手,足見能耗之低。

李嘉誠的名義財富有時被香港其他富豪暫時超越,但對香港和港人的影響力,並無對手。他有“超人”之稱,過去幾十年幾個最大的機會,他場場不落:香港地產,全球化投資,中國內地爆發式增長。而下一個機遇,李嘉誠說,在創新與新技術革命;而香港要鼓勵科技創新,則必須增加教育和培訓投入,這才是解決問題之源。

“人是非常難以滿足的動物;增加競爭力才是根本。”他說。

這看法本身並不新奇,有此見解的人已如恒河沙數,但李嘉誠一面固守最穩建行業如城市基建、公用事業,一面實實在在地浸淫於新技術最前沿,如同80多歲老人與20多歲年輕人共處一身。讚歎之餘,不得不承認這也是一種難得的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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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前,當你來到香港,也許人人都會期冀經過自己的努力,有一天會變成李嘉誠,這也是香港社會的核心精神所在;然而當下,沒有人認為自己有機會能成為李嘉誠。”一名香港最大英文媒體的掌門人說。

接受財新專訪時,李嘉誠言詞諄諄。香港的驕子,香港過往成功的最具象符號,今時市井間所指“地產霸權”的盟主,85歲的李嘉誠為香港的未來指路,以白發人之身談創新,這一曆史性的吊詭,意味深長。

是的,香港不能隻有一個李嘉誠。

  專訪李嘉誠之一:解決問題,而不要停滯在憤怒情緒

“香港若真的走上民粹主義之路,就會像野馬易放難收”

財新記者:民粹主義近年在香港開始出現。背後根源是什麼?你認為應該如何解決?怎樣才可使香港社會向良性的民主過渡?

李嘉誠:全球均要面對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這對各個政府來說,是頗為困擾的,但切忌“情緒政策化”,因為這是個大滑坡,會造成惡性循環。

我自己是窮出身,經曆家徒四壁的滋味,這是刻骨銘心的。我很明白天天要擔憂生活的感受,滋生民粹乃人之常情,但社會的重點是如何解決問題,而不要停滯在憤怒情緒的階段。

面對社會基層問題日漸複雜,隻從扶貧的思維出發,是解決不了競爭力不足的問題;很遺憾,不少政客隻會推波助浪,結聚憤怒,視之為得到選票、得到權力的平台,比聚焦解決社會問題更重要。如果社會因為太多紛爭而停滯不前,經濟發展政策沒有朝氣,對任何階層,都沒有好處。

要實現社會向上流動,解決跨代貧窮,教育改革是必由的,投資教育失當、推行教育改革不當,是對未來的一種罪行。面對科技日新月異,工業化替代力日強,精準自動化,給“生產隊伍”提供再培訓,已是刻不容緩。

香港在創新科技的投資和發展,一定要急起直追,因為科技主導未來,高質素和創新的工業尚有發展空間,社會要創富,要機會多元,才可紓緩貧窮問題,這些應是政府領導層份內所應為的事。近年澳門的博彩業越來越旺盛,為香港帶來不少工作就業機會,例如酒店業、裝修業;但隻看香港失業率3.3%,便認為改善就業結構和提高素質是非迫切,這等同在製造明天的問題。

如看數據,香港從事“創新科技”的人數,看來不錯,但若與其他地區比較,有關就業的本質和在科技方面取得的成就,並不可同日而語;按香港政府的數據,從事“創新科技”產業的約有3萬人,以香港360萬就業人口計算,即每1萬人,就有約80人從事創新科技;但觀乎其他權威統計,其他科技產業成績顯著的地區,例如以色列,他們擁有最多的科學家、科技人員、工程師等,每1萬名雇員,就有140人從事相關行業;美國則是85人,日本是80人,台灣是45人,新加坡是32人,香港在同類統計中卻沒有排名,香港的創新科技人才,有多少是科學家和科技人員?香港的政策和環境真的配合“創新科技”發展?真正優質的就業環境,應該讓每個人的能力,在多元產業下得到最大的發揮。

財新記者:你覺得香港應該怎樣鼓勵創新?

李嘉誠:我們看看新加坡和香港,基於兩地的社會和營商氣氛不同,香港相對來說,在鼓勵創新上不容易。新加坡的輿論不會對外資在當地獲取盈利而有所批評;對於解決勞工問題,新加坡在輸入外勞方面更為進取,但失業率不比香港高;新加坡沒有中國作後盾,先天條件甚至沒有香港那麼好;新加坡重視睦鄰,要兼顧國防開支,香港則沒有這樣的負擔。然而,新加坡在創新方面卻非常成功!

1997年時香港的GDP跟新加坡一樣,但今天新加坡高於香港最少三分之一。香港一定要提高競爭力。香港若真的走上民粹主義之路,就會像野馬易放難收。

  專訪李嘉誠之二:“製度民主化,商人地位隻會更健康”

關鍵是“製度治港”“法治治港”。法治社會,就是能夠製約和監督當權者的權力

財新記者:現在的香港,任何的一個小問題都會被擴大演變成社會的矛盾和問題。你認為怎樣才可使香港社會向良性的民主過渡?

李嘉誠:關於良性民主過渡,我經常認為,有權利選擇,是一種福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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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良性民主?任何機製的討論,都先要有定義。我認為,健康的民主社會,講求法治、包容和多元。如果一個社會思維封閉,民主製度的作用也不大,也不會讓社會更加開放。我們要在社會責任和權益之間取得平衡,不能隻看重權益,輕視責任。你知道香港有多少人交稅?根據香港稅務局資料,(2011/2012年度) 5%人口承擔了91%的薪俸稅收。

近年經濟學有一熱門討論,就是“邊際生產力”(Marginal Productivity)可以是“零”,提出的經濟學者Tyler Cowen認為,受薪者的收入與福利與其能產出的經濟效益不對稱,是今天經濟複蘇下失業依然高企的原因之一。據聞有些外國大企業今天聘用高管,面試問題之一包括“你曾否有裁員的經驗?”簡言之,科技帶來的替代性挑戰更明顯時,企業為了競爭力,隻能投資效率和聘用高質素的員工。

因此,我多次表示,不介意政府適當地向商界增加稅項,例如增加0.5%商業稅,隻要定點用於對持續教育和再培訓的投資,協助提高本地的就業質量,增加年輕一代向上流動的機會,我是支持的。我也讚成政府對小企業或特別新科技行業特供低稅率或免稅待遇,以鼓勵這些行業的發展。

財新記者:如何看待2017年普選對香港社會的意義?以及普選前,香港社會潛伏的挑戰?

李嘉誠:我85歲了,和一個17歲的青年,看這個社會,是不一樣的;我和他所看到的未來,也是不一樣。談論選舉製度,要85歲的人,為17歲的人定義一切,那是很危險的事。我連自己的子孫將來會做什麼,我也說不到。

民主有多種模式,民主製度,最重要與政府權力作出平衡。但具體要怎麼做,交由大家討論。香港在1997年回歸中國,“一國兩製”更是開創先河,在曆史和國際上都是獨一無二,我相信香港人有足夠智慧作出決定。

英國前首相丘吉爾說,Politics is not a game. It is an earnest business。“政治不是權力遊戲,而是很認真的事務。”一個要為香港人服務的領導,怎可能不愛國家、不愛香港?

香港是我的家,一直是個和融社會;我希望大家知道香港人是包容、熱心,有正義感,對國家富有感情。你在香港問路,盡管香港人和我一樣,說著不鹹不淡的普通話,也會用這不標準的腔調耐心回答。內地遇到天災,香港常常是感同身受。

因此,我們不要被社會一些表面現象,扭曲港人對民族認同的心;或許,香港正經曆一種身份認同的痛苦和掙扎,這是可以理解的。

我們要繼續大量投資教育,創造機會,提供公平公正、有製度的社會,這是持續穩定繁榮的基本因素;對於國家民族,自己的家,香港人是很真心的。

財新記者:自從香港回歸以來,經曆了商人治港、公務員治港,以及專業人士治港幾個階段。管治當下的香港,應由哪些問題重點切入治理?香港在政治、經濟以及社會方面,你認為面臨最急迫解決的是哪些?香港的治理人才,應具備哪些才能與素質?

李嘉誠:關鍵是“製度治港”“法治治港”。法治社會,就是能夠製約和監督當權者的權力。

我要重申,香港步入經濟轉型,傳統工業式微,服務業和金融業取而代之,專業機會不足便影響上流機製,基層勞動力需求大又未能滿足,供求失衡,貧富懸殊特別明顯。

香港如何提高長遠競爭力,是關鍵所在,政府推政策時,須經深思熟慮。大家都知道我有投資一些創新科技行業的以色列公司,在洽談過程中,以色列政府有一建議,令我很感動。

他們跟我說,“對於科技技術顯著,前景明朗的公司,從商業策略考慮,你們當然可以很快拍板投資;相對於一些公司,你在考慮與不考慮之間,我們政府會以政策鼓勵你作出投資,政府甚至願意也參與投資,但隻出任沒有話事權的共同股東,以分擔你的風險。”

我問他們,不怕被批評“官商勾結”?他們說:“這是我們存在的原因,要為我們國民提供機會,就需要投資社會。”當時我很感動,我想,假如在香港這樣做,一定有人會不分青紅皂白,爭先痛斥一番。

香港政府推創意產業,是為了社會效益還是提高個人地位?政府要提出具創意的創意產業政策,能承擔社會壓力嗎?科技主導未來,社會要創富,才可紓緩貧窮問題。

一個有責任,有魄力的政府官員,應該抱著“輸了就是贏”的心態,隻要政府投入資本,即使未有回報,也會產生社會效益,這已經贏了,因為這樣才可以推動商界參與,啟動產業齒輪。

香港人才濟濟。社會怎會不認同一個真誠為社會、為百姓服務、懂得處理與各持份者關係的領袖?一個對事情看得透,對民情敏感度高,連微細變化也能抓住,知道如何好好運用資源,怎會不受歡迎?

財新記者:有人說,香港是商賈的香港,是四大地產家族的香港,是執政精英通過吸納經濟和金融精英參與來控製社會的模式,但這種模式在2017直選大望之際被動搖。你如何看香港過去幾十年的商界壟斷和政商關係的演變?

李嘉誠:不清楚何謂四大家族。集團旗下業務,99.9﹪也需要與同行劇烈競爭的。惟一被視為壟斷的,是公用事業,除了我們的港燈,還有中電。港燈是我們買回來的,亦都受到政府利潤管製協議的規管。

有些行業也不是完全開放的,一些專業,亦有“拒外”的行規,如大律師、醫生等,以確保本地人才的競爭力。事實上,政府本身也是雇主,有很多工程在進行,政府是最大的外判商,對於怎樣輸入外勞問題,亦應與有關各方面磋商解決。

香港仍然是一個競爭激烈的商業社會,要真正解決經濟問題,不能隻批評商界,一定要對症下藥,“造大個餅”,增加機會,才可健康發展。

財新記者:你是否認同香港巨商階層的黃金時期已經結束的判斷?是否會成為香港民主化下一步的主要受損者,執政者與底層夾擊的目標?

李嘉誠:香港有很多不同類型和規模的企業,都是“踏足香港,心懷內地,擁抱四海”的。香港有大量資金自由流動,隻要企業有持續競爭力,對於從商者,黃金機會永遠是靠努力創造的。

製度民主化,商人地位,隻會更健康。香港政府,沒可能不繼續支持商人,使經濟持續發展。一個有清晰思維的領導,就會明白,隻有締造良好的營商環境,才可做大做強,推動經濟,就如習近平主席堅持改革開放,將會帶來更多奇跡,為國家經濟開創康莊大道;他亦重申,深化改革的目的是為了社會的公平、正義和富足,對推動良治的堅持,將燃起人民的希望和信心。

在全球一體化下,國與國之間競爭越趨激烈,科技不斷創新,社會要有健康流動,就一定要投資教育、創造未來。

  專訪李嘉誠之三:香港須自強

“不要被社會一些表面現象,扭曲港人對民族認同的心”

財新記者:面對近年的內地與香港矛盾問題,包括高鐵事件、奶粉風波,內地孕婦來港產子,是否可以推論,普通港人認為他們從內地的經濟騰飛中獲得的福利有限,而受到的衝擊更大?你認為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應該如何化解這些矛盾?

李嘉誠:正如我之前所述,香港人是很真心的,我們不要被社會一些表面現象,扭曲港人對民族認同的心;我相信,認真溝通和包容,可化解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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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地方小,若因為資源安排分配問題,令到部份香港人有所感受,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我們應該真心歡迎所有訪港旅客,正如我們出外旅行,也想得到別人的禮待,若對旅客說出一些令人難受的說話,那是不應該的。針對資源不足,導致市民不便的問題,政府應盡快檢討。

財新記者:最近《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遇襲,萬人上街遊行反暴力和力撐新聞自由。對於接連有香港傳媒高層遇襲或受恐嚇事件,你如何看待現今的香港傳媒環境以及輿論監督能力的轉變?

李嘉誠:當看見劉先生遇襲的新聞,我是心傷的,無論任何原因,暴力的事情是絕對不容許。法治對香港是最重要的,如果香港沒有法治的話,我們便什麼都沒有。新聞自由亦是我們的核心價值。如果香港沒有新聞自由,在我們來說是很大損失。

財新記者:中國上海自貿區的推出,對於香港無疑是一個重要的衝擊,因為香港過去引以為傲優勢,如一些開放的政策,隨著內地的開放,這些優勢將逐漸減弱和消退,在這種情形下,你如何評估內地進一步開放對香港的影響,香港應該如何應對?

李嘉誠:上海是內地開放改革以來,取得輝煌成就的城市之表表者。上海自貿區的成立,對很多專業、商界來說,這是天大的機會,很多朋友恨不得立刻參與。自貿區進一步擴大開放,推動完善開放型經濟體製機製。

綜合看來,自貿區吸引外資、引進技術、旅遊服務、金融保險等多項業務,發展前途是無限的,合作的機會多得很,對香港商界都是好事,我亦要說一句我一向服膺的話︰“自強不息”!

自貿區產生的漣漪效應,香港也會受惠。此外,認真地與廣東合作,對香港來說亦是生機處處,不少現在和未來的問題,在雙方由衷合作的基礎上都會得以解決。

我在2001年應邀出席官員和工商界雲集的香港總商會140周年慶祝晚會的演辭內容中提到︰中國即將加入世貿,大中華地區的理想投資環境,無異是香港的一個大寶藏,與其它地區相比,我們更了解內地的運作和擁有敏銳的世界市場觸覺,加上香港優厚的融資能力及財務經驗,與內地可相互配合,各行各業均有無限商機。例如由我領導的企業,一直以香港為基地,十多年前(90年代初)開始大力投資海外和國內,邁出非常重要的一大步??

我覺得港人需加強危機意識。雖然這個說法或許令人感到不安,不過若要向前邁進,必需具有危機感的態度,不能因為長期生活在比較富裕的情況下而形成自我膨脹的心態,忽視其它地方的潛力和優勢隻會僵化自己。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其實已於十多二十年前開始,但可能香港由於需應付回歸的問題,未有就經濟的轉型作出相應及有效對策,近年內地一些大城市如上海、廣州、深圳等大力迅速發展,我們需要思變求變,懂得別些地區的潛力,化為自己的“東風”,得與競爭對手並駕齊驅。

香港需要解決人才缺乏的問題。要知道由內地及海外引入優質專業人才,不一定打擊本地員工的士氣,經濟一進入良性循環,必然會帶動及製造更多就業機會。於1990年代初期,以色列在俄羅斯猶太移民大量湧入之前,原本隻擁有6萬名工程師,不足夠應付高科技先進產業人才的殷切需求,隨著80萬俄羅斯移民進入,帶來了20萬名工程師,問題得以解決,並帶動經濟發展,值得香港借鏡。

以上是我12年前對香港說的話,今天已一一應驗。

  專訪李嘉誠之四:全球化投資心得

投資法治完善國家,回避福利陷阱國家

財新記者:你是投資全球化較早和最成功者的華人之一。你怎樣在全球作戰略布局?

李嘉誠:集團現在全球52 個國家有投資和營運,除了香港與內地和亞洲區外,還遍及中東、歐洲以至遠及美加、中南美洲。旗下業務主要包括基建、零售、能源、電訊、地產、酒店及貨櫃碼頭等。不同地區的經濟與的不同行業的表現各有其循環起伏,有助集團平衡營運風險。在全球經濟的發展定律中,行業間會在不同時期出現不一樣的周期性發展,例如,有些時候能源行業會表現較好,有些時候則是地產或零售行業較好。長和系業務的全球性布局,使我們即使面對2007及2008年的金融危機,仍然能夠保持穩健發展。

世界上的投資機會和選擇,實在令人應接不暇,但同時作為一家國際性綜合企業和負責任的上市公司,必須留意投資國和地區的政治經濟情況變化,對經濟發展循環及業務回報條件要抱有高度警覺,我有百分之百的責任去保護股東的利益。

公司自1980年代起已開始海外投資,因為當時我知道香港的幾百萬人的市場發展規模是有所限製的,今天證明這決定是健康的。例如我們全球的零售店鋪有12000家,其中香港隻占600多家,假如在香港多開300家,就算是增加就業,但批評將不絕。目前和黃的香港業務占全球投資比例約15%,長實在香港的投資占全球約三分一。

過去多年來,公司在許多國家都是當地最大的投資者之一,例如加拿大、英國、澳洲、荷蘭、意大利、瑞典及奧地利等。很多國家的政府都明白,為營商者提供穩定的政經環境是非常重要,商業發展成功才能為社會帶來就業及繁榮。一直以來,我每天都會檢討集團的投資和營運策略,生意規模大小及資產布局,視乎業務所在地區或國家的政經狀況而決定。

集團以香港為基地,絕對不會遷冊。我們常常積極尋找香港的投資機會,然而因政府的政策很多時候令人消化需時,故我們在港的投資步伐或未如其它國家地區那麼快。集團繼續保持一貫穩健務實的作風,確保在多變的經濟環境下,業務仍能保持佳績。

財新記者:你旗下集團近年在歐洲市場大舉收購能源公用行業。你如何整體評估歐洲業務?業務重心向歐洲市場傾斜是出於怎樣的考慮?

李嘉誠:歐洲經濟複蘇跡象越見明顯,其中德國預期2014年的GDP會有1.7%的增長,至於北歐其它多國的增長都是樂觀的(根據歐盟數字, 今年第三季歐元地區(EA17)及歐盟(EU28)的國民生產總值, 按季升0.1%及0.2%;與去年同期比較, 歐盟(EU28)更是上升1%),連情況較差的希臘,GDP“負增長”亦有放緩,因而集團在歐洲的業務前景是可以說審慎樂觀。

歐洲各國本身亦擁有很完善的法律製度,所以在經濟全球化的環境中,給予內地及香港人不少投資機會。

集團在瑞典、丹麥、奧地利、比利時、荷蘭等均經營業務,生意挺好。如北歐的幾個國家,經濟非常好,現在的奧地利比德國還要好。集團2013年在歐洲賺的錢已比2012年多,相信2014年在歐洲賺的錢還會比2013年多。

當然,歐洲有一些國家的經濟有問題,如法國被福利主義“拖死了”。我們在法國有業務投資,但不是非常大,有一天法國一位部長與人數不少的隨行人員來港與我見面,問我為什麼在英國有這麼多投資,而法國則比較少?我說,我在英國做的事在你們法國做不來的:第一,英國的稅率是20%,你們的稅率卻是全歐洲最高的;第二,按英國的法律,今天企業控告政府,輸了,明天再來投資,英國政府仍會歡迎;第三,法國經濟差,但無法調整歐元的彙率,英國政府需要時可以將英鎊彙率下調,緩和經濟問題。

財新記者:環顧全球,正處在一個關鍵的不確定時刻。美國QE正在退出;日本搞安倍經濟學,三箭已發。中國、日本、美國,這些重要的經濟體都在關鍵時刻,隻要有一個發生問題,影響都是世界性的。所有這些不確定性結合在一起,相互影響,相互反饋,這是當前投資者面臨的複雜現實局面。你有什麼建議?

李嘉誠:先說美國,美國面對問題也不少。本來,隨著頁岩氣和石油這些天然資源業的發展,對美國經濟是有利的,美國的科技和教育的多元競爭力是領先和靈活的。美國宣布短期間可於頁岩生產的油或天然氣,可令美國有足夠的能源自給自足,但在過去的兩三年間,專家們持有不同的意見,這些意見不容忽視。雖然有人相信美國的能源將能夠紓緩美國部份赤字問題,但現在不少人對此大有懷疑。

至於日本,跟隨美國大量印製鈔票,製造通脹,有利出口,但日本面對資源欠缺和人口老化的威脅,其製造業的勞工平均年齡是40多歲,而韓國是30多歲。

中國的新領導層於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國策,將能引領國家走向正確和輝煌的未來。中國的改革開放,才是最大的經濟試驗。三十年來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沿途縱然有波折,領導人無畏無懼,堅持走改革開放道路。這種決心,對美國和日本當下面對的困局,是可以借鑒的。

美國經濟較歐洲容易複蘇,美元仍屬世界第一貨幣,對於人民幣,改革路途無論有多困難,隻要能夠自由兌換,國力就會更強大。這麼大的一個國家,別人要沽空並不容易。因此實現人民幣自由兌換對中國的發展非常重要。

美國負債大,財政問題不容易解決,赤字不斷增加,不過美國可以印鈔票;日本的國民愛國,也通過印鈔來改善經濟,但其經濟根基不及中國;如果中國能實現自由兌換,那麼這個地圖就更大了。

  專訪李嘉誠之五:下一個大機會

“全球都要面對一個現實問題,就是科技對勞動力帶來的挑戰”

財新記者:過去幾十年,香港地產是一個大機會,然後全球化是一個大機會,中國市場爆發是第三個大機會,這三個機會你全都抓住了,下一個大機會是什麼?

李嘉誠:無論美國,以至全球,都要面對一個現實問題,就是科技對勞動力帶來的挑戰。基層勞工的邊際勞動力可以是零的。

每間公司都花盡心思提高競爭力,用科技、用數據開源,那麼如何節流?隨著產業機械自動化,勞動力需要越來越少,一些工種的失業情況隻會持續增加,這是我們要高度重視的問題。唯一出路就是靠投資教育,推動改革,培養下一代懂得解決問題、懂得溝通等計算機不能取代的能力。

產業有兩種,傳統事業還是會有的。至於新的科技,你一定要馬上抓住。

以製造業“改進過程”為例,有了科技,生產過程隻會不斷優化,對未來的製造業帶來很大變化。你看這個杯子,現在是用自動化技術製造出來的,若加上人工智能技術,等於在製造過程中注入“思想”,它能夠告訴你如何改善生產。

從前工資便宜,土地便宜,現在未必是絕對有利的條件。以中國的製造業來講,現時面對不少挑戰;最近有一種兒童用的手表手機(Myfilip),跟手機互通的,生產過程隻在辦公室里進行,180萬元的投入資本,就可滿足一萬個產品的需要,根本不需要為了降低勞工成本而在中國設廠生產,因為所用的工人不多。

再比如說,我有部分投資的一間以色列公司Kaiima,發展了一種農業新技術,用一樣的水,一樣的土,農產量可以增加30%,並沒有使用轉基因技術,這個不得了!我原本打算,幫中國爭取五年的先機專利,幫助農業增產,但可惜最終沒有成功。

在以色列,當地的土壤不太好,當地人就說,“土地不能滋潤我們,我們就用腦袋滋潤土地。”

我是一個傻氣的人,如果沒有傻氣,不會辦汕頭大學一辦30年。如果為了賺錢,為了名跟利,要我鞠躬屈膝,我不肯的;但如果為了自己的基金,教育、醫療,或者民族大義,我就都可以做。

  專訪李嘉誠之六:下一代商業領袖

“今天科技領域推動著各行各業實際的改變,這次改變,本質上與2000年完全不一樣”

財新記者:阿里巴巴在香港上市問題有很多爭論,很多人認為AB股製度或者阿里巴巴所稱的合夥人製度,不利於保護小股東權益,也有很多人支持馬雲的看法,認為唯有創始人才真正關心企業的未來。作為一名傑出的商業領袖,你是如何看待企業創始人與投資人的關係?怎樣的治理架構才能保持企業的良性發展?

李嘉誠:首先,對於港交所的決定和運作,不作評論。

另外,馬雲先生年輕有為。對我們民族來說,最重要是代代有傑出企業家,能夠投資社會,推動社會進步。見到成功的中國企業家,我內心隻會為他們鼓掌打氣。就如朋友打高球時又遠又準,我們也會高叫一句:“好球﹗”

財新記者:提到馬雲,他前段在香港見記者時說到,如果上市成功,阿里巴巴市值比香港四大地產商加起來還要多,香港這套做法已經過時。你怎麼回應?

李嘉誠:年輕人、中國人有新的做法,真的是好事,我們需要多一點人才,這隻會更好!絕不會因一句話而介懷,可能人家也誤會他。

財新記者:你在新科技領域有很多投資,如何點評全球最近一輪的互聯網企業並購潮?對於資本市場而言,現在這些高科技企業的估值已經很高了,有人認為將會出現2000年前後的dot-com泡沫破裂事件,對此你如何看待?

李嘉誠: 我個人認為,今天科技領域推動著各行各業實際的改變,這次改變,本質上與2000年完全不一樣。 我跟很多年輕創業人交談的時候,發現他們有股很大的熱情,改變著我們所認識的“世界”。 他們常常會問自己一個問題:“若今天這個行業能重新開始,我們會以今天的模式運作嗎?”以科技改變運作的方式,是很大的動力,特別是那些能帶給現狀更高效,更精準運作,更價廉物美的選擇!各行各業,都要對運作上的改變高度注意。

財新記者:你和幾位香港商界領袖已經站在頂層幾十年,再沒有出現像你們一樣的人物,給外界的印象是香港商界領袖無人為繼,這是香港整體營商環境的變化造成的?如何評估中長期香港商界的發展?

李嘉誠:香港代代都有能人,今天他們都受到良好教育,隻要專注企業發展,敢於面對挑戰,放眼四海,機會多的是。

正如馬丁·路德·金所說:“我們很多時候要接受眼前的失望,但必須永不放棄希望。”(We must accept finite disappointment,but we must never lose infinite h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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